《亲爱的生活》中的生存美学书写

贾青云,籍晓红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57)

摘 要:艾丽丝·门罗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讲述了多位女性所经历的相聚与别离、危险与意外、离家与返乡的故事。主人公们虽然经历了艰辛与磨难,但依旧对生活怀有希望。在不断追求自我主体性和审美化生活的过程中,她们与自我和解,选择以积极、坦然的态度面对生活。本文从生存美学理论视角出发,从认识自我、修炼自我、革新自我、关怀自我四个方面分析小说集中个体的生存美学。研究发现,主人公们在无法预料的生活中能够通过自我关怀和自我技术实现身心成长和审美化生存。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亲爱的生活》;生存美学;自我关怀;自我技术

一、引言

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Dear Life)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封笔之作,共收录了十四篇短篇小说分别为《漂流到日本》《亚孟森》《离开马弗里》《沙砾》《庇护所》《骄傲》《科莉》《火车》《湖景在望》《多莉》《眼睛》《夜晚》《声音》《亲爱的生活》。,讲述了多位女性所经历的相聚与别离、危险与意外、离家与返乡的故事。其中,最后四篇短篇小说(《眼睛》《夜晚》《声音》《亲爱的生活》)具有自传体色彩。门罗将人生比作一场旅行,旅途中呈现了“人类的处境、道德困境以及需要人们深思熟虑的际遇”(Thacker 2019:464)。她在作品中善用出人意料的结尾给予读者深刻的启发,提醒读者以善意对待生活,以审美化的视角看待生活,用心发现生存之美。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关于门罗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逃离》(Runaway)(如傅琼 2011;康燕茹 2014;沐永华 2014;李秀林 2016;黄川、王岚 2018;艾伟 2020)和《熊从山那边来》(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如范雨涛 2015;黄重凤 2016;赵欣 2018;何欣格 2021),研究视角呈现系统性、多元化的特点,有女性主义、创伤理论、加拿大性、叙事学和精神分析等角度。相较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亲爱的生活》的研究不仅数量少(如左金梅、周馨蕾 2018;蒲雅慧 2019;崔文婷 2020;高静 2020;杨婷婷 2021),而且研究视角也比较有限,仅涉及女性主义、叙事学、文学伦理学、心理现实主义等角度。关于小说所涉及的生存意识和自我关怀思想,仅周怡(2014a,b)从幸存感和创伤情结角度分析了主人公拼命追求美好生活的主题,陈晓熙(2019)从住宅空间和生命书写角度论证了住宅空间是主人公生活空间的隐喻,小说中借住宅意象表达了人面对生活的态度。本文旨在从生存美学理论视角出发阐释《亲爱的生活》,以期丰富门罗小说的研究视角。

“生存美学”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后期思想的精华,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伦理学与美学融合发展的产物。“简言之,生存美学就是自身的技术,是关怀自身的艺术美学,是为了使自身的生存提升到愉悦快感境界的实践智慧。”(高宣扬 2015:411)福柯(2015)指出自我关怀和自我技术是人类反抗现代社会的异化与操控,以实现审美化生存和诗意栖居的方法。自我技术的核心是关注自我,即“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以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福柯 2015:50)。本文尝试运用生存美学理论解读《亲爱的生活》中不同人物的生存困境,探究其中所展现出的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剖析门罗对人类生存境况的终极关怀。

二、认识自我——对自我的审视与重塑

对自我的审视与重塑是生存美学的一大关注点。福柯对生存美学中自我技术的研究承袭了谱系学的方法,他以著名的“认识你自己”与“关注自我”之辩为切入点,首先批评了将主体仅仅作为意识形式存在的“笛卡尔时刻”,接着表明真正地认识自己并不仅仅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而是将生活置于真理之中,人们将视线从外界转到自身内部,聚焦于个体的生活体验和思维方式并进行自我审视与监督(福柯 2005)。主体在持续的自我重塑中转变、成长,摆脱外部强加给自己的身份标识,获得更多关于自身的认知,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社会身份。

《亲爱的生活》中的主人公大多为已步入婚姻的女性,她们被固定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例如,格丽塔和利亚都是按照“贤妻良母”的社会标准被训练的,她们学习厨艺、缝纫等生活技能,实际上是为服务家庭做准备。她们都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只能作为边缘群体存在。究其原因,父权制社会下的家庭结构如同一个大型的全景敞视监狱,女性的所作所为受到权力的规训和控制。福柯(2012)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指出人作为主体被社会权力监视。他将这种监视系统称为“全景敞视机制”(福柯 2012:232),认为它会随着现代性的加强而遍布整个现代社会,消除个体的自我身份,放大其社会身份,导致主体出走。高宣扬(2015:410)也曾指出:“现代人特别强调文化的理性基础,这样一来,文化就意味着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理性化、规则化、主体化以及非自然化,也就意味着人将自身纳入了他本身所创造和制定的规范体系之中,所以文化越发展,对人的约束就越多和越严谨,人就越来越失去他的原本自然的自身。”女性要想突破父权制的藩篱,挣脱现代社会的枷锁,就要关注自我,认识到自身的生存困境,重新审视并界定个体的自我身份,以达到自由的审美生存状态。

《漂流到日本》中的主人公格丽塔是一位诗人,在一次聚会中她爱上了一个名叫哈里斯的有妇之夫,后来借着独自带女儿凯蒂去多伦多帮朋友照看房子的机会,她主动写信告知对方自己所乘火车到达的时间。在火车上,她结识了另一个富有激情的男人格雷格,与之发生了一段露水情缘。后来由于女儿在火车上意外走失,她才看清自己内心最在乎的依旧是家庭。女儿走失之前,格丽塔认为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在于激情。社会赋予格丽塔的身份是妻子、母亲,但她并没有从内心真正认同,反而觉得这样的身份是束缚。由此可见,这个时候格丽塔的自我是被建构的。女儿走失之后,格丽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母亲,她认识到背弃道德的肉身自由是肤浅的,既不能带来灵魂的升华,也不会改变生活的轨迹。寻找女儿的举动表明格丽塔开始主动找回自我、重塑自我。她从自我被建构到主动建构自我的转变体现了个体自我认知的深刻变化。这印证了生存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即“个体能够自我构成主体,这个自我能够具有一定的启蒙态度和自律精神,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中不断地深化、构成自己”(何海巍 2005:2)。

《离开马弗里》中的主人公利亚在认真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内心感受后,选择与萨克斯手结婚,追求幸福。但这段婚姻并不称心,丈夫酗酒,婆婆也欺负她,后来她与新牧师坠入爱河,离开了家庭,不过他们并没有结婚,她最后也离开了牧师。利亚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并不是依附他人生存,而在于建构自我的创造性生存模式,寻求自我身份。她后来选择成为一名康复工作者,帮助癌症病人康复。这份工作在他人看来并不体面,但利亚却乐在其中,因为工作能为她提供经济来源,能让她实现自我价值。从依附家庭到外出工作,利亚从婚姻中脱离出来,实现了从妻子到独立女性的身份重塑。“身份建构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个体在外部世界的刺激和驱动下找寻自我和认清自我的过程。”(高奋 2021:101)追溯利亚的过往生活,她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创伤,她的爱情夭折了,又“失去了孩子”,“然后习惯于这种失去”,“她可以被称作擅长失去的行家”(门罗 2014:83)本文中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的引文均出自同一译本(门罗. 2014. 亲爱的生活[M]. 姚媛,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尽管如此,但利亚在不断追求又不断失去的过程中没有迷失自我,而是在不断地重塑自我身份,最终成长为一位独立女性。

三、修炼自我——对自我的超越与重构

对自我的超越与重构是生存美学的另一关注点。福柯(2015)在分析实现生存美学的自我技术时强调个体的自我修炼,这种自我修炼与禁欲主义不同,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而是一种渐进的自我思虑、自我沉淀、自我超越,继而逐渐掌控自己的过程。福柯(2015)认为,主体在特定的现实情境中训练自己,展现出应对问题的能力和话语装备,并可以借此吸收真理,将真理内化为一种永久性的行为准则,不断建构全新的自我。

主人公的顿悟式成长在门罗笔下频频出现。《科莉》中的主人公科莉是一个腿有残疾的单纯女生,但她不愿意被别人说成是残疾人。起初,科莉没有能超越生理上的残疾和心理上的自卑而建构起完善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发现所谓的爱情不过全靠自己单方面的付出来维系后,她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她以肉体的自我修炼与灵魂的依赖性作斗争,不断尝试着新的生活方式:她利用空置的鞋厂厂房成立博物馆,虽经营不善,但丰富了自身的知识,后来为了从“又大又空的房子”(154)中走出去,她高高兴兴地担任了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员。令科莉看清男友霍华德的真实面目的是一场旧识的葬礼,在这之后,科莉经历了顿悟式成长,毅然斩断了与之不健康的恋爱关系。古希腊学者认为,“生活的艺术也只能通过自我修炼才能获得,这种自我修炼必须是自我对自我的训练”(转引自福柯 2015:177)。 科莉追求 “自我克服的审美自由”(Menke 2003:209)是她践行生存美学的表现,构成了科莉自我修炼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坚持对自我的训练,科莉才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与重构,获得了身心的创造性发展。

《夜晚》以小女孩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儿童对生活的理解。个体对“存在缺陷的记忆的认知”总是“与不完美的心智有关”(Marrone 2017:88)。小说中的小女孩回忆起幼年时有了妹妹后,自己被忽视了,“家变成了一个更为奇怪的地方,家里的人和支配他们生活的工作不见了,周围一切事物的用处消失了,所有的家具都隐匿起来,由于没有任何人关注而不再存在”(257)。小女孩陷入了生活的怪圈,主观臆断使她思想扭曲,认为妹妹分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关注,她甚至萌生了掐死妹妹的想法,“我越要把那个想法赶走,它越要回来……就是这样的东西支配了我”(258)。这种想法被小女孩的父亲察觉,父女间便展开了一场有关生活与关注的谈话。小女孩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想法,父亲听后并没有责备小女孩,而是耐心地开导了她。小女孩将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告诉他人的言语表现,能够形成“一种阐释学意义上的关联”(福柯 2015:102)。“言语表现的技术,经由所谓的人文科学,已被重新安插进一个相异的语境之中,其目的不再是自我舍弃,而是以积极的方式建构一个新的自我。”(福柯 2015:104)经过父亲的开导,小女孩开始反思自我,审查自己狭隘的思想,这种自我审查的目标是“通过一种记忆装置,达致良知的净化”(福柯 2015:78-79)。“自我剖析或曰自我技艺可谓修行生活与精神战役的一大特点。”(福柯 2015:43)通过自我审查与自我剖析,小女孩经历了顿悟式成长。她克服狭隘的自我意识,打破旧的认知框架,坚持修炼包容、诚实、克制、珍惜亲情的品质,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与重构。

四、革新自我——对自由的认知与追求

福柯(2015)认为社会建构的主体是被社会伦理扭曲的自我和被统治权力宰制的自我,是不自由的自我。他对这种自我嗤之以鼻,他所倡导的自我是真正自由的、不断实现审美超越与自我革新的生命个体。人只有通过不断地审美超越与自我革新,才能达到最高的自由境界,实现自我艺术创造的目的,使自我成为创造、提炼、革新的动态主体。福柯号召主体逾越既定的界限,以逾越行为打破权力的规训,革新原有的生命张力,在真实的生活场域中追求审美化生存,通往愉悦身心、关怀自身、追求自由之境(高宣扬 2015)。生存美学强调的自由之一是行为自由。行为自由强调创造性和突破性,通常表现为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勇敢地、冒风险地亲自体验‘生命的极限’”(张琦 2012:37),打破当前生活的桎梏,在流动变化的生活中调节、革新自我。高宣扬(2015:38)指出个体“要恰当地调控自身”,而不应“任意地和随便地压抑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因为未经思考和不加怀疑地接受一切现有的规范,无疑使自己变成了‘顺民’或‘温驯的身体’,无疑放弃了个人的自由”。

行为自由表现为言说与书写自由。“直言通常被英译为自由言说”(福柯 2015:288),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写作记录了人对外界的认识,有利于革新自我和重建主体。福柯(2015:69)认为“自我是需要写出来的东西,是书写活动的一个主题或者对象(主体)”。门罗在《亲爱的生活》中描写了各行各业的女性尝试以文字和语言为媒介,进入由文字符号建构的虚幻王国,探索非现实的世界。例如,《漂流到日本》中的主人公格丽塔可以自由写诗,并将诗发表到文学杂志《回声回答》这一杂志名“正好凝练出巴赫金对语言的定义,即不同声音之间的交互回答、回环往复”(考克斯、刘启君 2014:56)。上。当她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哈里斯时,她对他的渴望成了忧伤和重负,她的诗“一行也没有写下,一个词也没有写下”(11)。每次她大声说出哈里斯的名字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她鄙视自己的极度羞耻”(11)。后来,格丽塔受朋友之托去多伦多帮忙照看房子,她在动身前写了一封信:

写这封信就像把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希望它能漂流到日本(11)

在这几行后面的空白处,格丽塔“写上了自己乘火车到达的日期和时间”(11)。她不知道哈里斯的地址,在多番查找后才发现他是个报纸专栏作家,于是将信寄到了报社。她希望哈里斯看到这封信后能够按信中所写的时间去接她,但同时也做好了对方收不到信的打算。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样即使这封信被别人拆开了,他们也不会多想。从下文格丽塔的一系列经历来看,或许信件能不能被哈里斯收到并不那么重要,她寄出这封信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自己一直以来的执念,让自己微妙的感情有所寄托。信里的文字未经雕琢,却是格丽塔内心情感无意识的流露。信中所写的“日本”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日本,而只是暗示她想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寻找新的归宿。这种信件形式被福柯(2015:177)称作“个人笔记本”,其用途是“记录生活、指导行为”。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认为,书写具有形塑性格的功能(转引自福柯2015)。书写一方面记录了格丽塔思维中最接近事实的一面,另一方面映射出她对未来的计划。书写自由令她得以宣泄离家冲动、寻求精神救赎,被记录下来的只言片语构成她所读、所听、所想之事的物质存储和“欲望建模的载体”(Bernstein 2015:358),也成为其自我反思的参照物。书写带来的自我披露与自我反思是“将真理转变为气质的动因”(转引自福柯 2015),而在不断披露与反思的过程中,女性最终会迈向成熟,实现自我革新。

五、关怀自我——主体的复归与审美化的生活

自我关怀一方面涉及个体与自我的关系,有利于个体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对自身欲望进行调控;另一方面也涉及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能够“促使一个人在城市、共同体或人际关系中占据一个合适的位置”(福柯 2015:259)。福柯(2015:260-261)指出自我关怀是“限制和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个体如果能够正确关怀自我,就能在本体论上认清自己,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成为家庭或社会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时代背景是理解个体自我关怀的关键。福柯(2015)关注社会安全保障和独立的问题,致力于探索个体如何在获取社会保障的同时又保持独立自主。他提出,当创伤修复和社会安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时,“社会保险体制给人们强加了一种业已决定的、使个人屈服的生活方式”(福柯 2015:199),个体的独立问题被忽视了,但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出现了“一种日趋增长的独立欲望”(福柯2015:193),“人们开始将安全观念与自主问题联系在一起”(福柯 2015:195)。

沿着这条时间线索,我们不难发现《亲爱的生活》中许多短篇小说的时代背景都是战争年代。门罗在作品中从不回避谈论战争,《离开马弗里》《沙砾》《骄傲》《火车》等中都有关于战争的描写。例如,《骄傲》的前后两部分对比呈现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战前人们的生活虽有挫折但还算稳定,但“战争开始了,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129)。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是持久的,即使战争结束后多年,一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身上仍然有那种奇怪的犹豫和轻松,仿佛在等待生活重新开始”(135)。战争爆发前,女性的独立意识不强,家庭对于她们的意义主要是“避风港”。战争爆发后,女性越来越多地外出工作、听BBC 国际新闻、看战争题材电影。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开始关注自我、调整自我,不断尝试新的生活方式,追求身心和谐的生活状态。《亲爱的生活》中的主人公为了摆脱被宰制的生存状态,寻求本真的自我和诗意审美的生活,选择改变或是逃离,这是一种实践上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福柯 2015:282),即通过自我掌控或自我调整做出审美化生存的最佳选择。

生存美学的核心是关于“人自身”的,“就是把审美创造当成人生的首要内容,以关怀自身为核心,将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件艺术品,通过思想、情感、生活风格、语言表达和运用的艺术化,使生存变成一种不断逾越、创造和充满快感的审美享受过程”(高宣扬2015:352)。透过小说中的生老病死,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生命的脆弱和坚强,生活中的幸福、无奈和痛苦等,这警示人们应珍爱生命,回归对自我的关注,关怀自我,向死而生。

《亲爱的生活》中的最后四篇短篇小说极具门罗的个人化风格,表露了她“长期隐藏的感情”(Laduniuk 2015:142)。例如,她在《声音》中说,“我,同样值得被爱”(277),在《亲爱的生活》中说,“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296)。虽然个体对自我的关怀“并不能恢复或矫正自我以前的样子,但它打开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Cohen 2017:158),即通过自我关怀和自我技术来重获内心的安宁和面对未知生活的勇气,强化生命的多重体验感,实现身心成长和审美化生存。

六、结语

门罗在《亲爱的生活》中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觉醒,选择以积极、坦然的态度面对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学着关怀自我、实践自我技术,最终获得了新生。

《亲爱的生活》中蕴含了门罗对人类生存境况的终极关怀: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审美化的生活,审美化的活动能够赋予平庸的生存过程和僵化的语词符号以诗性的艺术力量,使个体从社会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获新生,使其短暂的人生变成富有伸缩性的多维空间。这一思想在浮躁的现代社会里对人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得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嘉莉妹妹》与《逃离》中的女性生存空间书写研究”(2019TJ0006B)的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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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s of Existence Writing in Dear Life

JIA Qingyun,JI Xiao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457, China)

Abstract: Alice Munro’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Dear Life told the stories of meeting and parting,danger and mishaps, leaving and returning of different females.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experienced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but they still kept the hope of life. In the process of incessantly pursuing self-subjectivity and the aestheticized life, they reconciled with themselves and chose to live positively and peacefu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dividual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in the collec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self-knowledge, self-cultivation, self-innovation and self-care. It is found that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can achie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ized existence through self-ca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unforeseen life.

Key words: Alice Munro; Dear Life;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self-care;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2)01-0101-07

收稿日期:2021-12-20

作者简介:贾青云,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邮箱:1731209128@qq.com。籍晓红,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邮箱:jxhhz20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