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的学术翻译思想

赵巩翠,马士奎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作为一位研译兼长的学者型译者,潘光旦对国内相关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考察潘光旦的学术翻译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他的翻译活动,而且可以管窥民国时期学者参与社会文化变革的理念和思路。本文结合多部经典学术译作,系统阐述了潘光旦的学术翻译动机、选材原则、译语标准和注疏理念。研究发现,潘光旦的学术翻译思想体现了他对民族发展、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的多重求索,其立足本土、经世致用、会通中西、联结古今的学术理路,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翻译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潘光旦;学术翻译;翻译思想

一、引言

在西学东渐及我国近代学科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学术翻译起到了基础性和建设性作用,学术翻译史与学科发展史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与一般缺少学科背景的译者相比,学者型译者具有更高的学术素养,更擅于把握原作的思想精髓,其译作的翻译质量和学术价值也更有保障,因而这类译者成为了学术翻译的中坚力量。潘光旦(1899—1967)即是这样一位研译兼长的学者型译者,他在社会学、优生学、民族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同时在译介和传播西方现代科学理论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潘光旦在不同时期分别翻译了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人的多部作品,《性心理学》《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和《人类的由来》等经典译作奠定了其在学术翻译领域的地位。张中行(1990:257)认为,“如果100 分为满分,则《性心理学》应得125 分”。《性心理学》与《人类的由来》一起被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是“一部由个人翻译并详加注释的马恩经典著作”(王健 2010:73),其与原作“相互激发、相互补充”,堪称“翻译珍品”(孙珉 2000:281)。遗憾的是,与很多学术型译者一样,潘光旦虽然翻译经验丰富、翻译成就卓著,但并没有留下专论翻译的文章。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潘光旦的译序、译注、评论文章及私人日记中的相关论述,结合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对其学术翻译思想进行系统研究。

二、翻译动机:经世致用,科学兴国

考察潘光旦的著述可知,他将提高民族素质视为强国兴邦的基础,始终致力于通过借鉴西方现代科学理论以解决国内现实问题。作为国内最早的优生学家之一,潘光旦立足生物基础,对民族自身的弱点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优生强国的若干对策。在引介西方优生学的过程中,除原创著述外,潘光旦还采用了“译”和“写”相结合的方式,其代表性作品有《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和《优生原理》。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中,潘光旦(2000a:27)指出,“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或种族基础,而后坚强的意志、丰满的物质生活、醇厚的文化事业,才有发展的张本”。

潘光旦对西方性学研究成果也颇为关注,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译作包括《性的教育》《性的道德》和《性心理学》。在《性心理学》译序中,潘光旦(2000e:199)通过赋诗的方式阐明了自己的翻译动机:“二《南》风教久销沉,瞎马盲人骑到今。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潘光旦(2000c:119)认为,国人在性的问题上如同盲人骑瞎马,而“性”的意义是“由个人推及社会,由社会推及民族”的,传播科学的性知识、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有利于规范婚育行为、提高民族素质。事实上,在彼时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国内众多先进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性知识和性观念关涉中华民族的存续”(Guo 2016:49)。基于此种共识,“性”话语一度发展成为当时的公共叙事,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性学著作和译作应运而生。

刘宓庆(2005:75)指出,清末以后的翻译活动皆“以民族忧患意识为特征”,至20世纪上半叶,这种忧患意识发展为一种“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在科学翻译方面,这一意识与“科学救国”的思潮紧密关联。兴起于清末的“科学救国”思潮至民国初年达到高峰,绵延近半个世纪(王介南 2009)。受此激励,民国时期大批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积极将西方现代科学理论引入国内,希望借此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民族复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潘光旦将学术翻译作为其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一环,努力担当时代所赋予的救国图强使命。

三、选材原则:侧重权威,强调适用

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各种新学说、新思想、新理论进入国人视野,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潘光旦(2000c:48-49)指出,应该批判性地引介和接受西学思想,“对于西洋文化中的各个部分,不能没有一番挑选,哪些值得全部接受,哪些只好接受到相当程度,哪些最好全不接受,是宜乎先加以推敲的”。潘光旦(2000b:563)认为,翻译选材应注重原作的权威性及其与中国国情的契合性,如果译者在选材上过于随意,那么其译作也只能是“一时兴会之作”。

潘光旦之所以选择翻译霭理士的性学著作,是因为他认为,霭理士在性学研究方面“最细到,也最有健全见地”(潘光旦 2000e:5)。霭理士是西方现代性学的奠基人之一,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性心理学研究录》)是其所有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他的另一部性学著作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性心理学:学生手册》)曾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高度评价:“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的人推荐。”(转引自邹振环 1994:423)对于节译亨廷顿的The Character of Races(《种族的品性》)的原因,潘光旦(2000a:23)进行了如下说明:“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则来解释中国民族性的学者,以前不是没有,不过我没有见过比亨氏叙述得更详细、推论得更周密的了。”潘光旦所翻译的作品大多思想深邃、旁征博引,涉及众多学科,这足见其学养之深厚。

在侧重权威的同时,潘光旦也注重原作与中国国情的契合性。潘光旦(2000b:91)曾形象地指出,吸收异质文化就“好比一个犯贫血病的人,向人借血,要是被借的人的血成分上和他自己的相似,也还可以,要是成分上另属一派,则借血的结果,不但无益,且有大害……一个种子——也许是好种子——种得不得水土之宜,就结成恶果了”。他认为《性心理学研究录》原文专业性极强且略显冗长,虽然学术价值颇大,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可读性不强,因而他仅节译了其中对中国读者意义较大的两个章节。在《优生原理》中,潘光旦根据中美国情的差异,节译了普本拿(Paul Popenoe)与约翰逊(Roswell Hill Johnson)合著的Applied Eugenics(《应用优生学》)中的七个章节。

潘光旦的翻译选材原则,一方面是基于推动学科创建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切。作为我国优生学、民族学等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肩负着引进、建立和完善相关学科体系的重任。同时,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坚持立足国情,着眼解决现实问题。就一定意义而言,原作的权威性及其与中国国情的契合性直接影响着上述两个目标实现的效果,因而成为潘光旦翻译选材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译语标准:注重通顺,反对欧化

潘光旦译作的语言地道、流畅,得到了学界和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孟琨(1946)在一篇书评中称赞《性心理学》“译笔的优美可谓无懈可击,流利融浑处令人拍节称赏”。孙珉(2000:287-288)在关于《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的书评中指出,“读《性心理学》和《人类的由来》时没把它们当作外国书,读这本译著也有同感……潘先生在处理叠床架屋的西洋语言时,拆句子的技巧确实高明……文气的畅达体现了一种翻译快感……若说这本书改变了我对恩格斯的印象也不为过,这是一个说中国话,很有通达见识,又平易近人的恩格斯”。

流畅优美的译笔得益于严格的译语标准。在彼时的中国,优生学、民族学等学科尚处于启蒙阶段,如若使用欧化语体来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只会使译作“在内容的困难之上再平白地加一重文字的困难”(陈西滢 1984:137),无益于广大读者的接受和新思想的传布。鉴于此,潘光旦在学术翻译中充分观照读者的阅读感受,力求译语深入浅出、明白晓畅,明确反对欧化语体。在《性的教育》译序中,潘光旦(2000e:5)从读者的阅读感受出发,提出如遇“普通读者所痛恨的欧化语体,则竭力设法避免,间有不能避免的地方,则亦必斟酌损益”,尽可能降低“它的生硬与琐碎的程度”。在《性心理学》译序中,潘光旦(2000e:209-210)提出应将译语的地道性和流畅性作为衡量译作质量的重要标准:“译者素不喜所谓欧化语体,所以也力求避免。译者以为一种译本,应当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读一本中国书”。《人类的由来》中的两章曾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穟执译,在数次校对之后,潘光旦仍嫌女儿的译文“虽颇忠实,文字尚颇有不顺处,转弯抹角处亦有未尽理会处”(潘光旦 2000d:647),而决定自己重译一遍,其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潘光旦从事学术翻译之初,中国语言正经历重大变革,直译与意译之争趋于激烈:鲁迅、傅斯年等学者倡导在翻译中采用直译,借助西语词法、句法、文法来完善和创新汉语体系;梁实秋、傅东华等学者则认为欧化译文晦涩难懂,译犹未译,读犹未读,这样的翻译没有意义,译者的职责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之中文”(梁实秋 1997:619)。双方各执己见,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潘光旦虽然从未主动参与论战,但还是被卷入其中。在一篇针对梁实秋译论的文章中,鲁迅(1997:197)称“硬译”有别于“死译”,自己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潘光旦优生学方面的译作也属于“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对于鲁迅的评价,潘光旦未予以正面回应,而是以自己的学术翻译实践予以间接反驳。为了扩大受众范围,更好地达到启蒙大众的目标,潘光旦在翻译霭理士的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 时,省译了原作的副标题,并用自然、流畅的译语来解释源语中较为晦涩或难以被译语读者理解的内容,把原本为“医学界的读者与学生”(潘光旦 2000e:213)而写的性学手册,转变为人人可以阅读的性知识读本。

五、注疏理念:会通中西,联结古今

大量使用译注是潘光旦学术翻译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在《性心理学》中,译注约占总篇幅的百分之三十;在《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中,译注约占总篇幅的百分之五十。值得一提的是,《性心理学》的译注《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以及《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的译注《复仇与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和《论中国父权社会对于舅权的抑制》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单独发表。这些译注引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献,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分析独到、见解深刻,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钱杭(2004)认为《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译注,这些译注所包含的史学研究成果应该得到史学界的重视。舒芜(1995:176)曾评价道:“我读潘氏的译注,常常觉得对于中国古书古史古事古说,忽然有了新的合理的理解,得到一种中西融会、豁然贯通的理智的悦乐。”

潘光旦(2000e:621)注重在翻译中会通中西,认为“我们必须使介绍的事物和中国原有而同属一类的事物之间,发生一些会通的关系、补正的功能,才算尽了介绍的能事。好比下一颗种子,只是把种子拿了来,撒在地上,当然是不够的”。潘光旦(2000f:396)在《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中说:“恩氏在全书中未尝有只字提到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译本中的大部分译注是想多少弥补这一个缺憾。”潘光旦通过译注会通中西的方式有二:一是以西方理论来阐释或重释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引用中国传统文献以佐证或补充西方原作的观点。在会通中西的同时,潘光旦还试图借助译注来勾连古今、新旧文化,凸显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潘光旦(2000e:210)在《性心理学》译序中指出,添加中国文献及“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既是为了与原文互释、互证、互补,也是为了表明“前人对于性的问题也未尝不多方注意,所欠缺的不过是有系统的研究罢了”。在这里,潘光旦辩证地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强调了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现代学术的主张。

潘光旦的注疏理念显然与其文化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在学术翻译实践中的具化。潘光旦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时期。两次文化运动大力批判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为推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伴随两次文化运动,中国社会悄然兴起了一股崇尚西方文化、鄙弃中国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基于对中西文化的通透理解,潘光旦并没有被这股思潮所裹挟,他多次撰文提醒国人保持健康的文化心态,理性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异,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潘光旦(2000c:48-49)说:“愚者千虑,容有一得,难道整个民族的生活经验,竟不值得当代人的一盼,全都得抛向故纸堆中去?设或不然,那么,我们可能的几微的贡献究属在哪里?怎样的可以整理出来,以供世界的采择?世界能采择到什么程度,就等于我们转移世界环境到什么程度。”潘光旦把中国视为“常数”(constant),把世界文化潮流视为“变数”(variable),倡导以“常数”为参照来选择吸收“变数”(转引自马芳若 1989:48)。在这样一种科学的文化观的指导下,潘光旦积极致力于以中国为本位的现代知识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六、结语

当中国面临社会文化转型之际,兼具译者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潘光旦坚持立足本土、经世致用、会通中西、联结古今的学术理路,重释和弘扬了传统文化,促进了国内相关学科的创建和发展。潘光旦的学术翻译思想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体现了其对民族发展、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的多重求索,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翻译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译者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范式和方法,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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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Guangdan’s Translation Thoughts on Academic Translation

ZHAO Gongcui,MA Shik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s a typical scholar translator,Pan Guangdan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ertain disciplines in China. The study on his academic translation thoughts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grasping and understanding hi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ut also provides a glimpse into the ideas and thoughts of the scholars involved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and expounds Pan’s translating motivation, source text selection principles, language standards and annotation concept based mainly on several of his classic academic translations. As the study suggests, Pan’s translation thoughts express his multiple pursu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His scholarship principles which include focusing on the local situation, facilitating social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and connecting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can still serve as enlightenment and guidance for today’s academic translation.

Key words: Pan Guangdan; academi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hought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2)01-0085-05

收稿日期:2022-01-10

作者简介:赵巩翠,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史、学术翻译。邮箱:zhaogongcui@163.com。马士奎,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史、文学翻译、典籍英译。邮箱:shikuim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