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9 月26 日，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2021 年学术年会于线上举行。本次年会由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与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悉尼大学的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北京大学的胡壮麟、中山大学的丁建新、厦门大学的李力、伍伦贡大学的肖莎纳·德雷福斯（Shoshana Dreyfus）、广州大学的胡安奇、天津科技大学的刘向东、湖南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麦蒂森（Christian Matthiessen）、利兹大学的艾莉莎贝塔·阿达米（Elisabetta Adami）以及麦考瑞大学的艾米莉亚·乔娜芙（Emilia Djonov）应邀作主旨发言。近600 位对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界同人参加了本次年会。
马丁是悉尼大学语言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评价理论、积极话语分析理论的创始人以及语类理论的主要发展者。1998 年，马丁当选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在本次年会上，他作了题为“世俗共融 软硬兼施”的主旨发言，介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行政话语的研究，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马丁认为，行政话语并非对科技话语的简单模仿，它拥有完整的、不可替代的功能。20 世纪90 年代，“Write It Right”项目组发布了一份关于行政文体的研究报告“Literacy of Administration”。这份报告将行政组织及文本实现划分为三个维度，即指导、监管以及遵守。指导指规范群体成员行为的各种条款，往往具有精准的定义；监管指组织机构对条款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和记录，以便决定相关条款是否需要修订；遵守指管理群体成员行为的具体指示，其体裁结构大致包括背景信息、合法化信息以及具体要求等部分。
马丁认为，未来行政话语研究可以结合评价理论来展开。态度资源中的判断（judge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具有专业性的特点，承载着某些行业或技术领域的评判理念。例如，法律中有关“性侵”的条文，表面上是对行为本身的描述，实际上蕴含着对行为合法性的负面评价；评分细则表面上是对不同分数（等级）所对应标准的描述，实际上包含着对事物价值的正面或负面评价。此外，态度资源中情感（affect）的象征化特点也值得关注。象征化指一个事件或实体的概念意义成为背景，其对群体成员的价值意义成为前景，亦指与之相反的过程：如果价值意义主控，则概念意义失去焦点，比如“as cool as a cucumber”的概念意义为“像黄瓜一样凉爽”，但是作为习语，英语母语者首先会联想到它的价值意义“泰然自若”；如果价值意义消失，则概念意义的焦点更为清晰。情感的象征化包含价值意义的植入与概念意义的释放，其在虚化评价对象和评价者的同时构建并凸显价值意义。借助评价理论，行政话语中的态度资源能得到更为深入的挖掘。 马丁的发言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行政话语分析指明了切入点和方向。
胡壮麟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作为韩礼德的第一代中国弟子，胡壮麟将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系统地引进到中国，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在本次年会上，他作了题为“新世纪语言研究的趋向——《韩礼德全集》第11 卷评介”①《韩礼德全集》第11 卷即《21 世纪的韩礼德》，由乔纳森·韦伯斯特（Jonathan Webster）教授根据韩礼德在21 世纪发表的论文和学术会议上的讲话稿整理而成。的主旨发言。
《韩礼德全集》第11 卷出版于2013 年，共收录文稿12 篇，主要反映了韩礼德关于21 世纪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趋向的认识。胡壮麟从语言、词汇语法、意义研究、语言智能、理论与应用五个方面对该书进行总结和评价。
在语言层面，韩礼德指出，口述语言和书面语言都是语言研究的对象。过去由于技术限制，语言研究偏重于书面语言，对口述语言的关注不足，如今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口述语言的研究环境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研究者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弥补口述语言研究领域的空白。在词汇语法和意义研究层面，韩礼德指出，语法学家的任务是解释语言如何起到产生符号资源或意义资源的功能。以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多停留在词汇语法层面，意义研究是薄弱环节。实际上，语法研究无法回避语义，意义的构建、交换、解释乃至转化为行为都离不开人脑。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的研究应考虑有关大脑的认知因素，观察意义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在语言智能层面，韩礼德认为意义由人脑创造、处理和控制，不是所有的意义都能被测算，因为人类意识中不全是信息运作，更多的是思维过程。尽管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丰硕，但它不太关注语义系统，而这正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应掌握跨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紧密合作，共同推动语言学向前发展。在理论与应用方面，韩礼德强调理论贵在应用，研究者应多关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翻译研究、小语种及方言研究的指导意义，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注入更多的发展活力。
基于对《韩礼德全集》第11 卷的评介，胡壮麟从宏观上分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和发展方向，呼吁研究者加强对认知科学的学习和借鉴，运用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丁建新是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本科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在本次年会上，他作了题为“功能主义批判——一种利他主义的语言理论及其‘救赎’”的主旨发言，通过介绍芭芭拉·库图尔（Barbara Couture）的观点，从哲学的高度对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内的功能语言学展开批评，并提出“救赎”的路径。
丁建新认为，正如库图尔所言，功能语言学理论不仅是一种科学的解释，而且涉及道德哲学层面的问题，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功能语言学理论把常规模式（pattern）视为语言行为的焦点，崇尚有序、连贯的语言。这种崇尚基于三个前提，即语言构建社会和谐、语言组织空间和时间以及语言分化现实。其一，功能语言学主张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话语中相互合作，这种合作与人类为构建社会和谐而开展的合作类似。社会变革需要打破传统，构建新秩序，然而在韩礼德的语言观中，社会被理想化了，功能语言学对文本形式的描述体现出内在的稳定性，有创造力的人不仅难以从中找到变革的动力，而且难以用这种语言观来描述新秩序。其二，功能语言学主张语言组织空间和时间。一方面，意义被视为由不同子空间构成的空间序列。例如，语法在语素、单词、词组、小句的等级框架内将部分连成整体。另一方面，意义还被视为由开始、发展和结束构成的时间序列。例如，主位结构解释时间的发展，确认行为的出发点以及行为发展到终点的序列。其三，功能语言学主张语言分化现实，认为现实要么理性、有序，要么混乱、难测。在功能语言学中，语法结构与外部世界有时一致（congruent），有时不一致（incongruent），理性实在与非标记性语言相一致，语法隐喻作为不协调的感知被排除在理性实在之外。这实质上否定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库图尔提出，功能语言学应在充分观照社会与个人、稳定与流动、常规与新奇的基础上对语言加以诠释，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概率语法以及马丁和埃亚·文托拉（Eija Ventola）视体裁为社会过程的观点可以构成“救赎”功能语言学的三条路径。
丁建新指出，功能语言学暗含着静态保守的语言哲学，主张使用常规语言行为，为了弥补这种不足，研究者应把语料库、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融入研究之中，将语言中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全面挖掘出来。
李力是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外国语》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在本次年会上，他作了题为“单独链接音触发原则与信息流语义”的主旨发言。
李力认为，口语中的单独链接音（single connected speech sound）与书面语中的搭配具有类似功能，两者都能使语言表达流畅、自然，而这正是语言信息流表义的核心所在。他通过具体的英语例子说明，单独链接音不仅影响调群，而且还在根本语义上决定意群。同一个句子由于音触发情况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信息流正是交际双方在拥有已有知识的前提下，协商选择触发某个音节的结果。对于这种选择，局外人无法完全理解，但是交际双方在确立了交际规则之后可以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无限的交际过程。李力对单独链接音触发原则应用于信息流语义选择机制的探索表明，语音统辖语调，并且还是实现英语信息流的重要手段。
德雷福斯是澳大利亚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学者，澳大利亚系统功能语言学协会副会长，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本次年会上，她作了题为“如何分析中国数字媒介传播的社会定位”的主旨发言。
德雷福斯在研究评价理论在中文社交媒体文本分析中的适用性时发现，中文语料与社会地位相关的特征突出。鉴于此，她和同事参照凯特·波音顿（Cate Poynton）和马丁等人的语旨（tenor）分类方式,重构了语篇语义层面的参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旨涉及三个变量，即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和参与类型（involvement types）。社会等级指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社交距离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参与类型主要包括交流双方及其他参与者。德雷福斯认为，对参与系统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敏锐地捕捉到言语中关于社会地位的信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语义。她指出，未来研究可以把参与系统理论和评价理论一起运用到更多的语料分析之中。
胡安奇来自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现任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秘书长，在《山东外语教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在本次年会上，他作了题为“伯恩斯坦与韩礼德——社会教育学的视角”的主旨发言，探讨了如何将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教育话语研究。
伯恩斯坦是20 世纪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在韩茹凯（Ruqaiya Hasan）的语境和意义差异理论的启发下认识到，意义差异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语境可以激发出不同的语言表现。在伯恩斯坦的结构主义社会学中，语码是核心概念。他把语言、意识和社会这三大人类关切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基于“精致语码”（elaborated code）和“局限语码”（restricted code）这两种语码变体，对用于解释教育失败的“亏缺论”（deficit theory）和“区别论”（difference theory）进行了质疑和批判。此外，他将“分类”（classification）和“架构”（framing）概念引入教育话语理论，用以阐释课程、教学和评价与社会阶层、权力和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分类体现不同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容之间的边界维持程度，架构体现师生在教学实践中筛选和组织知识以及控制知识传递的自由程度。胡安奇认为，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对阶层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学校教育和意义再生产的探究深受欧洲结构主义的影响，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构建一个用于分析劳动分工如何创造不同的意义系统和语码系统以及这些系统如何分类的涂尔干式的结构主义理论。
刘向东是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曾师从麦蒂森，在《外国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外语教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在本次年会上，他作了题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语言的综合征性质”的主旨发言。
综合征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的集合，集合中的元素具有相互预测与验证的共现关系，这种相互关联性的促发因子是特定语境。刘向东认为，综合征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其运作机制贯穿整个语言系统。在词汇层面，某些词汇在特定语境下共现的概率要比其他词汇大，在语体和意义上相互关联的词汇更趋向共现于一个语篇或语篇类型。此外，在特定语境下，某些词汇的搭配能力要强于其他词汇。在语法层面，语法体系内的各个语法系统及子系统构成共现关系，既彼此预测又相互约束。在语义层面，综合征性质不仅体现在意义特征的聚合效应上，还体现在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之间的相互协同上。如果把语域机制扩大到语言类型之间，那么不同语言类型的差异就是不同语言特征共现的结果。
语言综合征性质形成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前者涉及语法系统本身，后者涉及语法系统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系统。语法是由系统及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网络，它预设了系统及子系统之间的亲疏关系，关系越密切，共现频率就越高。语法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具有自然映射的相关性，特定社会文化中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也以特征集合的方式呈现。刘向东认为，应重视系统与结构的互补关系，在具体语篇分析中，对具有综合征性质的词汇语法特征进行综合考察，并与更高层次的语义、语境乃至社会文化相联系，才能更有效地挖掘语篇所隐含的意义。
麦蒂森是国际著名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在悉尼大学、麦考瑞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任教。麦蒂森采用类型学视角对韩礼德的语域思想、理念和要旨进行了拓展。在本次年会上，他作了题为“语言与流行病——不同语境下的多层面解释”的主旨发言。
麦蒂森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域三要素中的语场和语旨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语境下关于流行病的话语流（the flow of discourse）。在语场层面，麦蒂森以他与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导论》（2014）中所划分的八类社会符号过程为框架，详细分析了流行病话语所涉及的社会符号过程，比如病毒起源解释话语涉及阐释过程，疫情亲历者关于过往经历的口述话语涉及分享过程。在语旨层面，麦蒂森提出，流行病话语主要涉及群体与价值系统的分裂。语旨分析可以从参与者的角色来切入，比如参与阐释过程的一般是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工作者，参与分享过程的一般是推特、脸书等平台的用户。
麦蒂森指出，病毒话语构建涉及行动者（actor）、目的（goal）、范围（range）等因素，我们可以把病毒视为过程的参与者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进而对相关话语进行及物性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概念隐喻有助于我们了解病毒的本质，洞悉人们认识病毒的不同视角。
阿达米和乔娜芙共同完成了本次年会的第九场主旨发言“社会符号询问中的日常行为——流行病期间的新兴实践和专业知识分享”。2020 年，她们参与了由利兹大学发起的“疫有所思”项目（Pandemic Meaning Making of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该项目旨在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交际行为及其对未来社会交际的影响进行跨学科探索。阿达米和乔娜芙在主旨发言中展示了她们在“疫有所思”项目研究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阿达米以“背抱”（backpack hug）为例，阐述了疫情背景下社交媒体话语中新符号资源的生成机制。乔娜芙则从关于疫情期间戴口罩导致听力障碍者无法读唇语的讨论切入，借助内部和外部话语，就疫情防控和社区包容之间的冲突、话语中的意识形态以及人际交流的复杂性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阿达米和乔娜芙认为，人们关于符号实践的日常对话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是一种共享知识的方法。人们可以通过见证、描述、命名、论证、协商等行为共同创造符号资源，因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符号学家。非学术界人士参与到符号实践的研究之中，不仅能提供新的批判性视角，而且能提高研究的效度。
本次年会围绕“后韩礼德时代”的功能语言学展开思想碰撞，既有对过往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评介，也有对新时代功能语言学发展方向的展望。10 位国内外重要学者从语音、语义、语法、媒介等多个角度作了主旨发言，涉及行政管理、语言哲学、话语分析、语言教学、社交媒体等多个领域，为功能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议题、新思想和新方法，体现了新时代功能语言学多学科融合的特点。
New Topics, New Insights and New Methods: A Review of the 2021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allidayan Lingu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