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登岛的“文化难民”
——从《离别的记忆》到《砾石之心》跨越三十年的文化认同困境

马秉文,邵玉琢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创作的两部小说《离别的记忆》(1987)和《砾石之心》(2017)的发表时间相隔三十年之久,但它们在故事背景、人物设定、故事情节等方面有高度相似之处。作为两部小说原型地的桑给巴尔,先后经历过葡萄牙、阿曼、德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从小接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教育和非洲文化熏陶,但他们对父亲的鄙弃和母亲的抛弃折射出其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认同的抗拒。他们身上穆斯林和非洲人的文化标签成为了其无法融入英国社会的主要障碍。古尔纳作为出生在桑给巴尔的阿拉伯裔后代,将自己对移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的思考揉进小说中,讲述了兼具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背景的移民在努力融入西方社会过程中的艰难经历。三种文化之间的缝隙是“文化难民”生存状态的直观反映,多重文化建构下的身份困境只是表象,文化碰撞中的歧视才是造成其无法登岛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桑给巴尔;文化认同;殖民主义;《离别的记忆》;《砾石之心》

一、引言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以其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个流浪者和寻求庇护者的故事。古尔纳的文字就像狭缝中的一缕光,照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难民的面庞上。不同于以往一些作家对难民形象的刻板刻画,古尔纳将个人成长经历投射到小说中的难民身上,激起了读者对难民身处“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文化认同困境的同情。

古尔纳于1948 年出生在非洲东部岛屿桑给巴尔。童年时期,他在宗教学校接受教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成为其自我意识成长的襁褓。青年时期,他亲历了桑给巴尔激烈的革命。20 世纪60 年代末,他以难民身份移居英国。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和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文化共同构成了古尔纳的文化谱系。三种文化分别对应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岛和英伦三岛。桑给巴尔于17 世纪沦为阿曼苏丹国的殖民地,于19 世纪末沦为英国的保护地,于1963 年宣告独立,于1964 年成立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并于同年与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桑给巴尔在爆发革命以寻求自身独立的历史阶段,给古尔纳留下了“在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的感觉”(Alexandra & Marshall 2021),这与他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不无关系。

古尔纳的天才之处在于将自身对殖民主义影响的思考绘制成了一道难民形象的光谱。光谱上分布的难民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他们都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过去”,心底埋藏着“感受到背叛,但又不知道背叛了什么”(Gurnah 2017:135)本文中两部小说的引文均为笔者自译。的痛苦。古尔纳将笔墨重点放在文化交流和碰撞上,运用大量时空对比巧妙地在《古兰经》与《天方夜谭》、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与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之间找到平衡(Alexandra & Marshall 2021),深刻地展现了难民在不同文化和大陆之间的鸿沟中的命运。古尔纳笔下的难民追寻的是灵魂安放之所,但在追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岛和英伦三岛自己都无法登陆,漂泊感和迷失感成为了其文化认同困境的最直接表现。古尔纳笔下的难民形象不论在东方世界还是在西方世界都能唤起人性深处的同理心,他的作品持续探讨了殖民主义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后殖民时代文化归属的时代命题。

国内外学者对古尔纳作品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差异、文化心理和创作历程三个方面。基马尼·凯盖(Kimani Kaigai)着眼于古尔纳《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中的性、权力和犯罪解读文本中的同性恋恐惧(Kaigai 2014)。张峰(2012)从流散写作的视角引介古尔纳及其作品,并强调流散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移动,它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构成了一种连锁、互动的全球性文化与社会关系。姜雪珊和孙妮(2017)强调古尔纳结合自身经历,以非洲人的视角书写殖民历史,其作品关注身份认同、社会破碎、种族冲突、性别压迫等主题。本文聚焦古尔纳创作的两部内容结构相似、发表时间相隔三十年的小说——《离别的记忆》和《砾石之心》(Gravel Heart, 2017),从历史层面进行类型分析,以期从创作心理上进一步挖掘古尔纳作品的时代性和文学性,为流散写作与后殖民文化的互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视角。

二、阿拉伯半岛——自我厌弃的“父亲岛”

对于有宗教传统的民族而言,宗教是文化认同最基本的依托和心理建构最重要的因素。古尔纳深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他将自身成长经历投射到《离别的记忆》和《砾石之心》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离别的记忆》的主人公哈桑(Hassan)从五岁开始在宗教学校学习(Gurnah 1987:9),念礼斋课朝念礼斋课朝是伊斯兰教中的五大功修,分别指念证词、礼拜、斋戒、缴纳天课和前往麦加朝觐。的宗教仪轨、劝善戒恶的宗教理念、因果报应的两世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砾石之心》的主人公赛利姆(Salim)曾一度沉浸在宗教知识的学习之中,他从先知穆罕默德被天使用洁白的雪洗涤心灵的故事中感受着宗教的魅力(Gurnah 2017:17)。

《离别的记忆》中不止一次提到哈桑的父亲因强奸男童而获罪入狱,而且他还是一个有着严重家暴行为的酒鬼和嫖客(Gurnah 1987:15,27-28,104)。这样一位品性恶劣的父亲却严苛地要求自己的孩子履行宗教功修(Gurnah 1987:9)。宗教的劝善理念和父亲的施恶行为形成强烈对比,使得哈桑在成长过程中对来自家庭教育的第一重文化认同发生了动摇,萌生了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抵触心理。其父亲不禁惊叹道:“这孩子怎么了?才十四岁,他就已经厌倦了真主。过去他经常祈祷、参加聚礼、学习宗教经典。伊玛目穆萨以前对我说,他生来就是一个学者。看看现在的他!”(Gurnah 1987:21)

《砾石之心》开篇就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道:“我父亲不想要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那时我还不明白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也猜不到原因。在某些方面,不理解是一种怜悯。”(Gurnah 2017:7)赛利姆面对母亲的背叛和父亲懦弱而又卑微的逃离,在原生家庭破裂的缝隙中,尤其是作为血统和信仰传承者的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建构着自己残缺的文化认同。在古尔纳笔下,原本该由父母言传身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没有回答“我们是谁?”这一建构文化认同的根本问题,更没有建构起以血缘、信仰、忠诚、家庭、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及体制为标志(亨廷顿2010:105-106)的文化认同。由此,主人公在建构自我内心的第一重文化认同时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文化间隙。

《离别的记忆》和《砾石之心》中的父亲是造成主人公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逐渐抗拒和厌弃的直接原因。主人公的这种心理甚至使得他们对承载这种文化的历史也表现出发自内心的鄙弃。桑给巴尔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黑人的土地参见https://mawdoo3.com/____。公元10 世纪左右,来自非洲东部的黑人和经商途经此处的阿拉伯人逐渐移居到桑给巴尔岛上生活。1503 年,葡萄牙人用武力占领了桑给巴尔,直到1698 年才被阿曼苏丹国彻底赶出东部非洲。阿曼亚里巴王朝苏丹赛义夫·本·苏丹()打败葡萄牙人后,向桑给巴尔派驻军队,从此桑给巴尔岛成为了阿曼苏丹国海外领地的战略要地和海外堡垒(裴善勤2010:83-84)。这为占人口少数的阿拉伯精英阶层长期把控桑给巴尔的统治权奠定了基础。在桑给巴尔不断被占领、侵略和殖民的历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阿曼人的统治。作为联结东非和外部世界的枢纽,桑给巴尔在历史上曾是阿拉伯奴隶贩子主导下印度洋奴隶贸易的中心参见“History of the Zanzibar Slave Market and Its Pervasive Effects of Loss of Culture and Tradition”(https://www.yoair.com/blog/historyof-the-zanzibar-slave-market-and-its-pervasve-effects-of-loss-of-culture-and-tradition/)。。古尔纳写道:“在过去的岁月里,奴隶贩子曾走过这些街道。他们的脚趾因露水而冰凉,他们的心因恶毒而阴暗,他们将一个个优质的肉体带到这里,带着他们的战利品驶向大海。”(Gurnah 1987:7)

桑给巴尔98%以上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以伊斯兰经学院为依托的宗教教育建构着以圣地麦加为心灵家园、以穆斯林为身份的宗教文化认同。从古尔纳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宗教文化认同建构存在的问题。首先,桑给巴尔以斯瓦希里语为民间通用语,以赛利姆为代表的广大民众并不能真正地理解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古兰经》,他们更多地只是把诵读《古兰经》视为对宗教仪轨的遵守,正如赛利姆所说,“我可以用适当的语调流利地诵读《古兰经》,不需要理解我所读的任何内容”(Gurnah 2017:15)。在这种一知半解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宗教文化认同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次,宗教文化中保守的观念给社会变革和国家独立带来阻力,不加解释地遵奉宗教教义让一些民众对传统产生质疑。当父母以郊游为借口骗赛利姆到医院做割礼的时候,“郊游变成了一场痛苦、背叛和失望的噩梦”(Gurnah 2017:5)。再次,人性中的欲望与教义约束之间的对抗加深了一些民众对宗教文化的不理解。“真主的本意是通过严格把斋来教导我们自律。但相反的是,人们在白天脾气暴躁,而到了晚上,在节制欲望之后又变得过度。”(Gurnah 1987:49)最后,阿拉伯人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在统治桑给巴尔的几百年时间里留下了斑斑劣迹,导致一些民众厌弃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视建构着宗教文化认同的“父亲岛”为不愿登陆的故地。

三、桑给巴尔岛——被迫逃离的“母亲岛”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称赞古尔纳是“全世界后殖民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说,古尔纳的根在桑给巴尔,而桑给巴尔是一个“在全球化远未出现之前就具有世界性”的多语言地区(转引自David et al. 2021)。这与桑给巴尔几个世纪以来不断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不无关系。在先后沦为葡萄牙、阿曼、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后,桑给巴尔原本薄弱的非洲文化被外来文化所侵蚀,“桑给巴尔即便有过一条纯净的非洲土著文化之根,也早被历史上众多的不速之客调和浇灌,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多元文化大树”(石平萍2021:109)。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桑给巴尔是延续了几百年的现象。现如今,桑给巴尔的斯瓦希里文化是非洲、阿拉伯和波斯习俗的混合体参见桑给巴尔投资促进局网站文章“History of Zanzibar”(https://www.zipa.go.tz/history-of-zanzibar/)。

古尔纳将《离别的记忆》和《砾石之心》这两部小说的原型地设定在他的出生地桑给巴尔,浓浓的乡愁浸润在字里行间。他通过文字展示了一个真实而独特的非洲岛屿,吸引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关注。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殖民扩张时代,德国和英国先后染指桑给巴尔。1890 年7 月,英德两国签署了进一步瓜分东非的《赫耳果兰条约》,德国承认桑给巴尔为英国的保护地(裴善勤2010:94)。在英国长达七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史中,桑给巴尔名义上的统治者一直是来自阿曼苏丹国的阿拉伯人。1963年12 月10 日,桑给巴尔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建立了一个由苏丹王统治的君主立宪国(裴善勤2010:111)。但是,由于阿拉伯统治阶层与英国的勾结及阿拉伯人的傲慢激怒了人口占多数的桑给巴尔土著,长期积累的反阿拉伯情绪和族群矛盾在英国退出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爆发。1964 年1 月,桑给巴尔土著族群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

当月通过了一项根据人口和种族分布对工作和学校实行配额制的新法律,将早就存在的做法合法化。为了方便这项工作,所有公民都要到新的人口部门登记他们的种族。每人会得到一张身份证,上面写明姓名、年龄、地址和种族。如果不按要求办理证件将会被立即逮捕。

恐慌在全民族中蔓延,因为他们的种族早已成为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什么明显的特征。以前拒绝回答有关种族的问题是一种对英国人的蔑视,是一种对团结和国家地位的肯定。但是现在,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是违法的。(Gurnah 1987:51)

独立后的桑给巴尔并不是理想的故土。桑给巴尔革命者的主要目的是调整多数非洲人和少数阿拉伯人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裴善勤2010:120),但这场革命逐步演变为了另一种文化冲突和种族隔离。拥有阿拉伯血统的古尔纳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于20 世纪60 年代末移居英国(David et al. 2021)。逃离生养自己的“母亲岛”是被逼无奈之举,古尔纳变成了不得不阔别故土的难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遭遇让他对难民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

在《离别的记忆》和《砾石之心》中,母亲是一个盛放心灵却让人不愿亲近的存在。《离别的记忆》中主人公哈桑的母亲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家庭主妇,屈服在丈夫的暴力之下,承受着儿子在遭受丈夫暴打之后自杀的悲伤,还要无奈地面对女儿的堕落行径。母亲在小说中的悲惨命运是观照桑给巴尔被殖民史的隐喻。作为生养“儿女”的故土,桑给巴尔屈服于殖民者的统治,无法庇护“孩子”健康成长。在《离别的记忆》中,主人公哈桑一心想要逃离故土去寻找自我和救赎自我,但去英国留学所需要的护照和费用成为了一时之间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获取护照,哈桑曾多次前往移民局,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与种种刁难后,才终于如愿。古尔纳细致地描写了哈桑的心理状态,并形象地刻画出了移民局官员故意刁难的嘴脸,仿佛在书写作家的亲身经历一般。小说中虽未直接描述哈桑的妹妹在他获取护照方面给予了多少“帮助”,但从移民局官员的话中,如“你们家我知道,你父亲最近怎么样?你的家人呢?”和“代我向大家问好,还有你的妹妹。”(Gurnah 1987:50),我们或可猜测要不是从哈桑妹妹那里得到了“甜头”,拿到护照依旧是没影的事。至于留学所需要的费用,哈桑的母亲只能寄希望于听说在内罗毕做大生意但并没有什么来往的弟弟,以他继承了本该属于自己的遗产为由想要得到他的资助,而这只是一种无望的期许而已。

哈桑的母亲是《离别的记忆》中串联所有角色的纽带,在《砾石之心》中,母亲赛达(Saida)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在桑给巴尔革命的动荡中,赛达的父亲被当局以叛徒的身份枪杀(Gurnah 2017:210),她的母亲后来悲愤而死。多年后,赛达的弟弟与副总统的女儿交往并发生关系,被副总统身居高位的儿子哈基姆(Hakim)以性侵的名义逮捕。为了救出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赛达被迫委身于哈基姆。弟弟被释放以后,赛达依然与哈基姆保持来往,甚至为他生育了一个女儿。赛达对婚姻的背叛导致了家庭的破裂,这成为儿子赛利姆对她憎恶的根源。逃离母亲带来的“耻辱”是赛利姆远走英国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走也成了他与母亲的永别。

小说家穆萨·门吉斯特(Maaza Mengiste)认为,古尔纳的文字“像一把温柔的利刃,语句看似平缓,其中聚积的力量却如同一记重锤。他所书写的往往是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没有人听到过这群人的故事,但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听到了一种坚持”(转引自Alexandra & Marshall 2021)。母亲犹如近代以来的桑给巴尔,在威权、殖民、暴力和革命的动荡中一次次地妥协,她不能给“孩子”提供成长的空间,也安放不了他们渴求归属的心灵。奥尔森说:“古尔纳的作品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另一个对许多读者来说并不那么熟知的非洲,在印度洋及其周边的沿海地区,处于不同的政权和殖民列强(葡萄牙、阿曼、德国和英国)的统治下,奴隶制和不断变化形式的镇压是这段历史的标志。”(转引自David et al. 2021)殖民统治下的桑给巴尔不断地从一个苦难的深渊滑向另一个苦难的深渊,外来文化的侵蚀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危机,不同文化碰撞形成的缝隙导致了难民对母体文化的离心。在自我认同危机和政治迫害的双重压力之下,“母亲岛”成为了古尔纳被迫逃离且再也回不去的故土。

四、英伦三岛——寻求文化融入的“理想岛”

《离别的记忆》中的英伦三岛是哈桑的向往之地,寄托着他对自我实现的美好期许。“我会独自幻想好几个小时,幻想自己是英国的一名医生,穿着白大褂,戴着黑框眼镜,走在长长的走廊上,看起来像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格里高利·派克,美国男演员,曾主演《爱德华大夫》《乞力马扎罗的雪》《罗马假日》等影视作品。。”(Gurnah 1987:17)为获取赴英的费用,哈桑前往内罗毕探访舅舅。这是他人生中的初次旅行,也是他对异质文化探索的初次尝试。代表着工业文明的城市是西方文化的缩影,初次踏足内罗毕的土地时,哈桑不止一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发出“乡下男孩进城了”(Gurnah 1987:69)的呐喊。在舅舅家暂住时,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城乡之间的冲突。舅舅女儿的袒护让哈桑渐渐对她心生爱恋,这种在陌生地域上被温柔对待的美好体验让他放下戒备,这个临时的家成为了哈桑展示自己内心向往和恐惧、表达生活艰辛和无奈的“心灵港湾”。不过,他最终并未前往英伦三岛,因为他感到恐惧。“想到要去一个我一无所知、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我就感到害怕。但无论如何,我都没有车费。当我连车费都没有的时候,为离开而烦恼又有什么意义呢?外面有什么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Gurnah 1987:122)这种恐惧来自他对自己能否被异质文化接纳的怀疑:他不知道英国能否成为安放自己内心的地方,自己又能否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人”。

《离别的记忆》是古尔纳在英国完成博士论文期间撰写的处女作,是他在踏上英国的领土之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的审视之作。作家通过哈桑在火车上遇到的少年的大声疾呼,即“所有这些人文学科的东西都是垃圾。我们也就只有非洲艺术、非洲文学、非洲历史、非洲文化。我们甚至造不出一把螺丝刀或一罐滑石粉。我们需要的是技术。我们现在用的所有东西只能从欧洲或美国进口。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建造工厂,自己制造汽车,自己加工棉花”(Gurnah 1987:58),深刻地刻画了自己对故土文化的不自信与排斥。古尔纳在小说中刻意提到的航海工作是他到达英国后心灵依然漂泊的映射,他让自己的灵魂随着船舶的航行穿越历史,探寻最深刻的人性。“这是一艘很脏的船,用来运载肮脏的乘客……在这下面,你可以闻到和尝到人类的肮脏。”(Gurnah 1987:125)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对故土文化的不自信和排斥让英伦三岛成为了古尔纳内心渴望登陆的“理想岛”。通过《砾石之心》中求学英国的赛利姆,我们可以窥见作家内心的这种深切渴望。

我和同事出去喝酒,有时我们去看板球、足球或者摩托车比赛,有时出游或者参加音乐节、看马戏表演,有时去看世界上最好的网球锦标赛——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我们彼此交谈,犹如我们站在同一个阵营,有着同一种语言和相似的成长经历,分享着同样的快乐。在我出生的地方,人们做梦都想不到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不了解世界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世界上最好的医院、世界上最好的报纸。你必须接受这一点,才能毫不畏惧地说出这样的话。我必须要说一下,我要入籍了。(Gurnah 2017:115)

赛利姆的身份归属随着入籍英国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获得英国国籍后,他的身份焦虑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焦虑的回归让我无法抗拒,我感觉自己正在漂流。我害怕这个词,我更担心自己会成英国的奴隶,习惯被奴役。”(Gurnah 2017:112)赛利姆在英国辗转时不断经历着各种情感的碰撞,其中女友比莉(Billie)带给他很大的影响。比莉的父亲是英国人,被英国公司外派印度工作期间结识了她的印度裔母亲。后来,为了孩子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举家搬到了英国。相比于毕业后漂泊的赛利姆,在银行有着固定工作的比莉是被英国社会接纳的印度裔移民。比莉因父亲的英国血统而比赛利姆更接近“英国人”,这也是造成赛利姆自卑心理的原因之一。一天,比莉的母亲突然造访他们同居的小屋。为了不引起女友母亲的反感,赛利姆选择离家躲避,他在散步途中期许着恋情能得到女友母亲的认可。然而,尽管一再伪装,比莉的母亲还是发现了他们同居的事实,并要求与赛利姆见面。原本以为会遭到责难的赛利姆怀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进了比莉父母的家。在比莉介绍赛利姆的名字时,他觉得那“听起来好像有人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喊了脏话”(Gurnah 2017:127)。这种发自内心的自卑感将“赛利姆”这一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征的姓名自我他者化,凸显了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等级观念,殖民主义带来的文化优越感深深刺痛了赛利姆的心。与预想不同的是,赛利姆与比莉的家人一起度过了“平淡无奇的两个小时”(Gurnah 2017:129),但平静的背后是丧失辩驳的机会。比莉的母亲后来以死相逼,要女儿离开赛利姆。比莉也意识到“宗教是问题的所在”(Gurnah 2017:132),向赛利姆提出了分手。

爱情的失败堵塞了通过婚姻融入英国社会的路径,宣告了文化认同建构的失败。古尔纳用殖民主义流毒的利刃将赛利姆追求的爱情缓缓切开,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展现了难民的心理创伤。令人唏嘘的是,握着这柄利刃的是来自印度的被殖民者。肤色、宗教烙在个体身上的痕迹是无法改变的标签,对于自身传统的疏离已经造成了移民的文化认同危机。正如赛利姆一样,很多在西方国家生活的难民即便获得了西方国籍,却依然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之中,这一残酷的现实使移民在文化夹层中备受煎熬。文化认同或者说心灵归属是古尔纳等深受殖民和战乱影响的“异乡人”始终追寻的精神家园。

五、“文化难民”身份的无奈与自我认同的妥协

古尔纳笔下的人物“发现自己陷入不同文化之间……留在过去的生活与即将到来的生活之间的鸿沟中,既要面对种族主义和偏见,也要迫使自己为了避免跟现实发生冲突而对真相保持沉默或者重塑一段人生历程”(David et al. 2021)。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中写道,古尔纳“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那些被夹在文化和地缘缝隙间的难民的命运”(Alexandra &Marshall 2021)。他用细腻的笔触将一个个流散者和寻求庇护者的遭遇娓娓道来,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移民文化认同困境和文化冲突背后的殖民根源,深刻地揭示了种族歧视对个人乃至个人所代表的文化阶层的伤害。

古尔纳虽早年移民英国,但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并没有剥夺他的文化和精神之根。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关注着非洲大陆上那些在文化冲突与政局变化中艰难生活着的人们。《离别的记忆》和《砾石之心》中处处体现着古尔纳对故土文化的描写。他将自己的遭遇和体验投射到小说人物身上,采用倒叙的方式,让小说人物以某种形式再现其个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和经历参见https://www.aljazeera.net/midan/intellect/literature/2021/10/8/8----2021--

与《离别的记忆》的主人公哈桑相比,《砾石之心》的主人公赛利姆少了几分戾气和鲁莽。赛利姆与父亲时隔几十年之后的畅谈揭开了父母婚变的秘密。其实,小说中的婚变暗指赛利姆家乡发生革命造成的局势动荡。赛利姆当时想要逃离实际上是受不同文化冲击而感到迷茫和愤怒的表现。“在革命中,政治变成了暴力和惩罚,许多人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而被迫逃离。对政府来说,这些跨越大洋寻求与海外联系的行为,展现的是这些人潜在的二心。政府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离开,然后剥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Gurnah 2017:158)深受殖民主义戕害的故土,即便是经过革命也摆脱不了殖民主义的影响,这真切地表明了难民回不到过去的现实。

古尔纳主张在反思中探寻国家发展和文化调和的道路。我们从小说主人公赛利姆身上不难发现,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文化不能成为他的文化归宿,生养他的桑给巴尔岛过去容不下他的身躯,现在也安放不了他的灵魂,英伦三岛上的“家”是寄养他躯体和生命的场所,是妥协之后前往的目的地,却不是他的灵魂安放之所。“父亲岛”和“母亲岛”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一直封存在古尔纳的记忆中。历史变革中的纷争虽然已经过去,但移民文化认同困境和文化冲突依然存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差异不可忽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缝隙是“文化难民”生存状态的直观反映,多重文化建构下的身份困境只是表象,文化碰撞中的歧视才是造成其无法登岛的真正原因。

六、结语

《离别的记忆》和《砾石之心》的发表时间相隔三十年,两部作品有着高度相似的故事背景、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凝结着古尔纳对移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的思考。

古尔纳将自身成长经历投射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将殖民主义文化渗透对桑给巴尔的影响体现在家庭关系冲突中。两部小说主人公的父亲都是阿拉伯裔穆斯林,母亲都是桑给巴尔本地人。由血缘传递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在主人公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父亲的无能和对家庭责任的逃避反映出作家对阿拉伯统治者的批判,母亲的无奈和对命运的妥协则暗示着桑给巴尔人无力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局。

殖民主义文化流毒在后殖民时代的影响使移民陷入文化认同困境,即便他们到发达的西方社会生活,也依然找不到心灵归属。与古尔纳刚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相比,随着他的获奖,他小说中所探讨的移民和流散等主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在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一些地方,无数人正在背井离乡、流离失所(David et al. 2021)。尽管两部小说的发表时间相隔三十年,但是其中所展现出的移民文化认同困境和文化冲突并没有什么差别,这足以反映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对移民的“文化歧视”之根深蒂固。古尔纳在《砾石之心》结尾安排主人公赛利姆在父亲去世前返回桑给巴尔,并与父亲畅谈,揭开了当初父母婚变的秘密。从这样的故事结尾中,我们或可推知古尔纳对移民文化认同问题的答案,即移民需要寻找文化认同和心灵归属,需要接纳血缘传递的文化基因来树立文化自信,需要跳出后殖民时代西方国家用物质财富编织的“文化陷阱”,以实现自我和解与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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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fugees” Unable to Land on the Island: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Identity Spanning 30 Years from Memory of Departure to Gravel Heart

MA Bingwen,SHAO Yuzhuo
(Arab Studies Cent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two novels,Memory of Departure(1987)and Gravel Heart(2017),published by Abdulrazak Gurnah over a span of 30 years, share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the story setting, protagonist setting and plot, etc. Zanzibar, the island on which the novels are based, was colonized by Portugal, Oman,Germany and Britain, and is a crossroad of Arab-Islamic, Africa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both novels,the protagonists received Arab-Islamic cultural education and assimilated African culture. However, the protagonist’s disdain for his father and abandonment of his mother in the two novels reflects his resistance to Arab-Islamic culture and Afric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uslim and African cultural label on the protagonist also becomes the main obstacle for him to integrate into the British society.As an Arab descendant born in Zanzibar, Gurnah wove his thoughts on immigran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to the novels, telling the tough experience of immigrants with Arab-Islamic, African and We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Western society. The gap between the three cultures is an intuitive reflection of the living state of “cultural refugees”. The identity dilemma under the multi-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merely the superficial level, yet the discrimination in the cultural collision is the real reason for the failure to land on the island.

Key words: Abdulrazak Gurnah; Zanzibar; cultural identity; colonialism; Memory of Departure; Gravel Heart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1)06-0092-08

收稿日期:2021-11-2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阿曼通史”(20200351)

作者简介:马秉文,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阿拉伯语言文学。邮箱:727204794@qq.com。邵玉琢,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阿拉伯语言文学、阿拉伯国别研究。邮箱:syz-d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