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水之乡》中的生态伦理书写

王延博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当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水之乡》采用网状叙事结构,描绘了一幅有关芬斯沼泽的后现代历史图景。小说将文学虚构与现实相结合,记录了人类与芬斯沼泽由和谐共存走向激烈对抗的过程,批判了科技对人类和自然的异化。小说书写了家族商业帝国和民族帝国的兴衰历程,揭露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实践的共谋。小说展现了冷战时期人类对核污染和创伤记忆的恐惧,剖析了英国教育中的工具理性,探寻了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小说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和可能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水之乡》;生态伦理;工具理性

一、引言

《水之乡》(Waterland)是当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49— )撰写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一经出版便获得当年布克奖提名。正是这部小说的问世奠定了斯威夫特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让人们开始了解他和他的作品(Hickman 1990;Marsden 1996)。目前,学界对《水之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的诗学特征。比如马尔科姆(Malcolm 2003)和利亚(Lea 2005)认为《水之乡》从后现代的视角打破了传统文学与史学、文学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反思了宏大叙事所表征的进步史观。克拉普斯(Craps 2005)则认为《水之乡》的重点不在于探讨历史的相对性和怀疑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合理性,而在于强调英国社会只有正视创伤历史,才有可能真正走出战后困局。同时,一些学者尝试从生态伦理的视角来阐释《水之乡》。譬如斯库恩斯(Scoones 2000)指出,《水之乡》揭露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谴责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布凯维奇(Bukeavich 2003)认为,在《水之乡》中,斯威夫特从历史、科技、现代战争等维度考察了人与水、人与自然生物以及人与整个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斯威夫特的《水之乡》既没有像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一样书写浪漫宁静的避世天堂,也没有似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一般描画反乌托邦式的生态荒原。斯威夫特将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交错并置,在记忆的不断闪回中探析了英国的生态伦理危机。在小说中,由于科技进步,人们摒弃了对自然的原始崇拜,试图将自然纳入工具理性的框架之中。依靠科技进步,家族商业帝国与大英帝国崛起,但进步背后的暴力和伦理混乱又使两者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时刻担忧核污染会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灭顶之灾,“安装家用放射性尘埃避难室”(斯威夫特2009:21)本文对《水之乡》的引用皆出自同一译本(斯威夫特. 2009. 水之乡[M]. 郭国良,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似乎成为应对危机的良策。当代英国社会能否培养生态伦理意识,重拾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是斯威夫特对时代提出的质疑。

二、沼泽悲歌

斯威夫特笔下的芬斯沼泽位于水域与陆地、城市与乡村、过去与现在的交织地带,它曾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然而随着科技进步,人与自然之间开启了此消彼长的角力对抗。生态伦理学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有一篇文章《沼泽地的哀歌》,描写了一批给威斯康星的沼泽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的排水工程师,他们“不接纳同这些土地、植物或者鸟儿互惠的理念”,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种平衡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红利显然太过微薄”(利奥波德2015:102)。对于沼泽中的鹤儿而言,“电力挖掘机的轰鸣越来越近,最后变成了一首哀歌。倡导科技进步的大人物们对鹤儿一无所知,当然也不会在乎它们……他们又怎么知道这片未抽干水的沼泽的价值”(利奥波德2015:102)。显然,《水之乡》中阿特金森家族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沼泽地的哀歌》中的排水工程师如出一辙。斯威夫特将文学虚构与现实融于一体,延续了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思考,生动地呈现了人类对自然从崇拜到挑战的转变。

在《水之乡》中,作为原始自然的象征,芬斯沼泽既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也蕴含着惊人的破坏力。正如罗尔斯顿(2000a:213-214)所说:“自然首先是价值之源,是在后来,在第二性的意义上,它才是一种资源。”克里克家族的祖先敬畏自然,将自然视为神秘力量的化身、威力无穷的主宰。他们相信“童话故事”,遵守“那些隐晦仪式的信条:看见新月的时候,要转动口袋里的钱币;替人取盐,咒人伤悲;决不能将新鞋放到桌上,或者在礼拜天剪指甲;鳗鱼皮能治风湿;烤老鼠能治百日咳;女人腿上放活鱼会致其不育”(16)。

17 世纪中叶,在费尔默伊登的带领下,“务实而又具有前瞻性的”(10)荷兰人来到芬斯沼泽,他们开挖河道,修建堤坝。克里克家族的两个成员因为蓄意破坏排水工程而被绞死。然而,“开挖新的河道未能使水流加速,反而减慢了它的速度”(11),河口处泥沙淤积,对堤堰造成压力。17 世纪90 年代,贝德福德河岸决出数十英尺的裂口。1713 年,丹佛水闸崩塌,厚重的淤泥推动河水向陆地倒流,“成千上万英亩农田被淹,村民上床睡觉都要蹚水”(11)。遗憾的是,短期利益蒙蔽了人们的心智,他们无视自然的反抗和拒斥,凭借不断进步的现代技术,无休止地掠夺芬斯沼泽的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需求。正如海德格尔(1996:932-933)所言:

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但此点岂不也是古代的风车所为的吗?非也。风车的翼子的确在风中转动,它们直接地听任风的吹拂。但风车并没有为了贮藏能量而开发出气流的能量。

事实上,《水之乡》关于人们在芬斯沼泽排水造陆的描述并非完全虚构,在1981 至1988 年间,英格兰历史建筑和古迹委员会曾对这片湿地开展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人类先后采用由风力、蒸汽、柴油和电力驱动的抽水机把水从田地里排入河流,暂时解决了水患问题,但在海水涨潮或天降暴雨的情况下,河岸数次被洪水冲垮,大片田地几度成为汪洋泽国”(Hall & Coles 1994:5)。

三、帝国兴衰

在改造湿地初见成效之后,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似乎被赋予了某种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否有利于商业价值的实现成为判断自然环境优劣的唯一标准。与“编织故事”的克里克家族不同,阿特金森家族热衷于“创造历史”,试图在芬斯沼泽建立起一个固定的结构。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阿特金森家族在排水造陆的同时,还进行土地投机交易。在父亲的指点下,托马斯购买了利姆河沿岸的湿地,在他看来,水是积累财富的障碍,“只需将水排干,这些土地在五六年之后就能够以十倍的利润出售”(61)。不断排水造陆加快了对自然的祛魅,这种祛魅“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特性”(格里芬2004:2),逐步沦为人类的附庸。在阿特金森家族与水的斗争中,自然的神圣性丧失殆尽,“人类在无限超越束缚中创造着自己的环境”(雅斯贝斯1989:117)。工业革命在缔造大英帝国神话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混乱,人们企图将自然纳入到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逻辑秩序之中,“把自然改造成他们想支配的那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1990:34)。

正当阿特金森家族打造商业帝国的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大陆迎来了新的盛世”(61)。彼时的托马斯正在研究陆地排水系统的原理、河流流速与淤积,在排水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其完成资本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资本积累和排水相互促进似乎验证了工具理性的绝对权威,“一套暧昧的、僵固的、拜物的概念遂能够一直发挥作用”(霍克海默1989:4)。虽然长期遭受水患侵扰,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排水造陆和发展航运的步伐,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将自然的每一次报复都视为新的起点和挑战。然而,耀眼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取精神并不能掩盖科技的弊端,“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而上的封闭系统”(卢卡奇1996:169)。科技“不论怎样成功,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考虑这些限度就会产生严重后果”(怀特海1959:211)。不管芬斯沼泽的人们如何抗拒,“水终将回来,土地会下沉,淤泥会沉积,大自然终将恢复原貌”(15)。

与此同时,自诩具有理性思维和进取精神的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引发了家庭伦理混乱,拉开了阿特金森家族商业帝国走向衰落的序幕。托马斯与莎拉的结合似乎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这桩婚姻一开始就掺杂了交易的狡计。托马斯认为,就巩固他在吉尔德赛的商业利益而言,娶酿酒商的女儿无疑是一种“比购买股票更有效果的方式”(62)。当托马斯日渐衰老时,莎拉“正处于生命的黄金时期”(67),这使他充满了危机感,总是怀疑妻子有了外遇。出于男性气质焦虑(Uskalis 2000),托马斯打了妻子,使其因头部重重地撞到了胡桃木写字台的角上而成了植物人。托马斯两个儿子的婚姻也同样带着巩固家族商业帝国的目的,他们通过联姻进一步拓展了家族商业帝国的版图。斯威夫特将阿特金森家族酿酒厂的烟囱比作耸立的阴茎, 这一反讽直指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实践的共谋。

在莎拉成了植物人之后,托马斯带着她到处检查、问诊,资助医学研究项目,甚至亲自研究起了脑科学。“曾经一度潜心研究芬斯水利、洪水控制和排水系统的他,如今潜心研究起更为复杂的脑髓和小脑,发现人脑的神经系统也自有一套网络和管道,也依赖源源不断的液体输送”(70)。但这一次托马斯所依仗的数据测算和抽象概念都失效了,正如马尔库塞(2014:49)所说:“随着工具理性的规则和机制席卷整个社会,人们培养出一套自己的真理价值,这对于机械的运转颇为有效,但也仅限于此。”工具理性可以帮助托马斯和他的儿子们通过婚姻巩固商业利益,但无法帮助他们实现人生的完整意义与价值。

斯威夫特以哥特式的叙事风格赋予女性人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莎拉“一直坐在楼上的房间里,像女神一样注视着整个城镇”(72)。在两个儿子看来,莎拉“的确给予他们各种智慧和劝诫,也许用简单的词语,也许用其他神秘的交流方式”(72)。1874 年秋天,莎拉去世了,举行葬礼的那天,“雨不大,不是倾盆大雨,却连绵不断,带着一种坚决”(83)。数天后,洪水袭来,尽管芬斯沼泽凭借着水闸、泄洪渠道不至于全军覆没,但大量牲畜丧生,农田被淹,运输系统瘫痪。正如恩格斯(2018:313)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罗尔斯顿(2000b:8)指出,“在过去的许多(特别是上几个)世纪中,越来越多的自然物被圈进人类的势力范围……随着欧洲人对殖民地的财富的掠夺以及每一个人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西方已走到了其发展的顶峰”。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是暂时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必将使其逐渐走向衰落。

当人类征服自然的绝对自由意志延伸至国家间的对抗时,军事技术的应用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与美国和德国相比,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发展有所放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阿特金森家族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主人公汤姆的外祖父曾说过,“除非能够遏止现在的侵略主义情结,停止国家间的军事游戏”,否则“未来几年内必将发生灾难性后果”(142)。然而,世界并没有放缓“进步”的脚步。1917 年,汤姆的父亲和叔叔应征入伍,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1914—1918 年的军队拥有现代工业生产的强大武器,战争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西线战场很好地证明了在面对强力炸药、机枪子弹和毒气时个体士兵的无力”(Sheffield 2001:105)。斯威夫特有意将佛兰德战地的泥沼和芬斯沼泽并置,揭示了科技之于人类的二重性,即在带来文明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野蛮与退步。“大多数的幸存者都认为,不论1914—1918 年发生了什么,都是对文明生活准则的背离”(McNeill 1982:308)。在大规模的暴力和杀戮中,煊赫一时的帝国神话逐渐破灭。

在《水之乡》中,斯威夫特以科技进步为观察线索,回顾了家族商业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揭露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实践带来的危害。在作家看来,人类迷失在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享受之中,在绝对自由意志主导下肆意妄为的野心不断膨胀。

四、生态关怀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对核污染和创伤记忆的恐惧时刻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作为历史老师,汤姆看到了帝国神话背后的真相,他认为人类永远不会吸取教训,历史还会重演。他的学生普莱斯将这种悲观情绪推向了极致,直言人类也许根本不会有未来。在普莱斯的噩梦中,核战争爆发,整个地球被放射性尘埃笼罩,由于惧怕恐怖的生态灾难,人类吃下了自杀药丸。笃信科技万能的校长刘易斯已然丧失了批判性思维能力,他认为“安装家用放射性尘埃避难室”(21)可以保护孩子们。马尔库塞(2014:208)曾剖析过人类制造放射性掩蔽体的行为:

当高度保密的核工厂和实验室在令人愉快的环境中成为“工业公园”时,美显示出它的恐怖:民防司令部展出一种墙上挂满柔软的壁毯、设有沙发式的大躺椅、备有电视、画有涂抹画的“豪华放射性掩蔽体”。这种掩蔽体是作为和平时期的家用房间与战争爆发时的家用放射性掩蔽体的组合物而设计的。如果这些成就的恐怖性没有被人意识到,它们就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是因为这些成就按照现存秩序是完全合理的,这些成就是超乎想象传统界限的人类机巧和力量的标志。

不难看出,《水之乡》关于核恐惧的描写与《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形成互文,共同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爱因斯坦(2009:339)曾对被工具理性裹挟的教育理念进行剖析,他指出,“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在《水之乡》中,斯威夫特通过塑造刘易斯这一形象,对英国教育中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驳。刘易斯喜爱物理学,痴迷于研究公式、概念和物质的运动规律,把征服、控制和改造自然当作追求的目标,却忽视了人生的完整意义与价值。物理学在英文中作“physics”,其希腊文词源“physis”虽然也有自然的意思,但缺少了生命的意蕴(罗尔斯顿2000a)。物理学给予了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然而对其盲目崇拜会招致可怕的生态灾难。诚然,科技在反封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其所衍生的工具理性排斥价值理性,片面追求定量分析和实际功用,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企图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野心终将反噬人类自身。那么,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该如何自我救赎呢?

在小说的最后,天生智障的迪克获知自己是母亲和外祖父乱伦的产物,于是毅然选择了自我毁灭。“他走了,遵从直觉,回归了,乌斯河通向海洋”(341)。在斯威夫特(Swift 2009)看来,迪克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是件好事,完全与自然失去联系、不能认识人的本性才是件坏事。作家意在借助关于迪克的开放式结局来揭示一条人类自我救赎的路径,即冲破工具理性的樊篱,约束绝对自由意志,重拾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五、结语

在《水之乡》中,斯威夫特继承了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思想,书写了人类对自然从崇拜到挑战再到寻求和解的历程,揭露了进步背后的暴力和伦理混乱,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实践的共谋,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水之乡》是一部蕴含着作家对人类、自然和历史的深刻理解的作品,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和可能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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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cological Ethics in Graham Swift’s Waterland

WANG Yan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author Graham Swift’s novel Waterland draws a postmodern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Fenland through an interwoven narrative structure. To begin with, the novel combines literary fiction and historical facts, by tr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Fenland from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o violent confrontation to criticize alienation of mankind and nature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n, the novel exposes the complicity of male-chauvinistic and anthropocentric practices through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y business empire and national empire. Finally,the novel demonstrates people’s fear of nuclear pollution and traumatic memory during the Cold War,examining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ermeating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education system and exploring the way of human self-redemption. The ecological ethics contained in the novel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current ecological dilemma and find a possible solution.

Key words: Graham Swift; Waterland; ecological ethic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1)06-0086-06

收稿日期:2021-10-20

作者简介:王延博,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英国文学。邮箱:23165804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