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阈下《亚瑟与乔治》中的白人性

曲 涛,汤玉垚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摘 要:朱利安·巴恩斯的力作《亚瑟与乔治》反映了19 世纪末英国有色人种的生活困境以及白人对待种族问题的无知和自大,揭穿了白人缔造的“人人平等”的假象。在该小说中,白人性通过身份构建、阶级差异和白人对种族歧视刻意保持的“无知”三个方面得以展现,揭示了巴恩斯对种族问题的深入思考。本文基于弗朗兹·法侬的后殖民理论,从身份、阶级和文化三个方面阐释小说反映的白人性,通过描述由种族问题引发的不公正社会现象,指出19 世纪英国种族主义的本质在于白人着意建构的以肤色论人的社会机制。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亚瑟与乔治》;后殖民理论;白人性

一、引言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 )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后现代作家之一,其力作《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 2011)于2011 年获布克奖。目前国内外巴恩斯研究主要集中于《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101/2 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1/2 Chapters, 1989)、《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 1998)和《终结的感觉》等作品,围绕历史书写、英国性书写和记忆书写等维度展开(何朝辉2021)。相比之下,作为2005 年布克奖提名作品,巴恩斯的《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 2005)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主要沿新历史主义、新种族主义以及后现代创作手法等路径展开,虽有学者关注该作品揭示的种族问题,但对该作品中白人性的构建与表现的研究寥寥无几。

白人性是将种族观念的核心部分——白人作为研究重点,把注意力从白人如何看待有色人种转移到有色人种如何看待白人上来(Garner 2007)。探究白人性首先要明确白人是被构建出来的身份,即“被他者识别为白人的过程”(Kolchin 2002:155)。其次,白人性是一种因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的社会结构,不是人类的生物学特征。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白人无法认识、理解和重建其他种族的习惯,所以只有解决白人性问题方可消除种族偏见。作为一部反映英国政治历史问题的警示作品,《亚瑟与乔治》有力地揭穿了白人缔造的“人人平等”的假象,通过白人身份构建、白人与非白人的阶级差异以及白人对种族歧视刻意保持的“无知”三个维度深刻揭示了白人性问题。本文基于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的后殖民理论,从身份、阶级和文化三个方面剖析小说反映的白人性问题,通过描述由种族问题引发的不公正社会现象,揭示19 世纪英国种族主义的本质在于白人构建的以肤色论人的社会机制。

二、身份构建:自我认知与反凝视

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 2005a)一书中首先探讨的就是身份问题。他指出,白人存在自恋心态,认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从而将白人升格为优势种族,构建了处于优势地位的白人身份;黑人存在自卑心理,尤其是在接受欧洲教育后更易于接受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定义,在服饰、语言、思想上都模仿白人,渴望通过“变成”白人来克服自卑感。从白人性的角度来看,白人的“白”与黑人的“黑”并不单纯指生理属性,而是使白人优势地位合理化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肤色本来仅用于显示多样化的生理特征,却被赋予了划分种族的意义,由此肤色沦为种族歧视的借口,成为构建种族身份的必要条件。因此,白人身份成为基于种族自恋的自我认知和基于他者自卑的反凝视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亚瑟与乔治》中,亚瑟的白人身份受到白人社会和有色人种乔治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传统骑士精神迫使他认同自身白人身份;另一方面,乔治的求助又强化了他对白人身份的认同。

亚瑟将英国传统骑士精神作为人生信条,对白人身份异常执着,原因在于只有贵族才能成为骑士,而欧洲贵族又被称为蓝血贵族,在8 世纪,西班牙贵族认为只有在雪白的皮肤上才能清晰地显示静脉血管,因此白皮肤成为地位的象征,暗示了贵族的种族归属。亚瑟以骑士标准要求自己意味着他希望通过得到骑士身份来从侧面印证他的白人身份。骑士精神是西欧中世纪贵族阶级应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质,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文化精神,是以个人身份优越感为基础的人格精神。亚瑟崇尚荣耀,渴望贵族的品格,无论是成为骑士还是恪守骑士精神,都基于白人的优越感,他自认为优于有色人种,肩负锄奸扶弱的责任。

亚瑟的种族自恋心理除了表现为自我优越感,还反映在他刻意维护自己完美的白人形象上。以往面对读者的求助时,亚瑟均否认自己能破案,但在面对乔治的案件时,他不仅要给乔治回信,还想力挽狂澜,洗清乔治的冤屈。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做法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亚瑟在妻子病重期间出轨,背叛了妻子,而骑士的基本美德之一就是保护淑女、扶助弱小。他的所作所为显然与骑士精神背道而驰,他需要从“数月来折磨他的萎靡和沮丧中解脱出来”(巴恩斯2007:275),需要通过伸张正义来弥补自己的过错,巩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维护自己完美的白人形象。二是在亚瑟了解到乔治是一个黑皮肤的混血儿后,他下意识地将有色人种视为弱势群体,他所坚守的骑士精神促使他接受乔治的请求。可见,亚瑟的正义之举是有目的和条件的,他为有色人种发声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即构建并维护凌驾于有色人种之上的白人身份。

除了自我认知,有色人种对亚瑟的评判也有助于构建他的白人身份。乔治接受过英国教育,希望通过学习英国历史文化“成为”白人并获得尊重。虽然他的黑皮肤不可改变,但他的所思所想已经白人化。他竭尽所能地模仿白人的说话方式,以致于如果别人闭上眼睛听他说话甚至会以为他是一个英国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讲一种语言是自觉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法侬2005a:25)。作为被边缘化的他者,乔治简单地认为说白人的语言就可以免受歧视,他希望通过学习地道的发音向拥有话语权的白人靠拢。在亚瑟看来,语言是划分人群高低贵贱的符号,他用华丽优美的辞藻创作出一个个受欢迎的故事,这正表明他拥有正统的英国白人身份和卓越的社会地位。正是由于对黑皮肤的自卑和对白人身份、地位的向往,当乔治蒙冤时,他下意识地向亚瑟求助,这既表明他对亚瑟身份的肯定,也无形中帮助亚瑟构建起高大的白人形象和作为强者的白人身份。

白人身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白人自恋与他者自卑的双重心理作用下被构建起来的;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将黑人界定为他者,将白人升格为上等人、标准人的方式形成的(陈后亮、马可2020)。正如亚瑟潜意识中认为乔治是弱势方一样,将有色人种定义为劣势种族本身就是对白人身份的界定,而乔治因自卑对亚瑟的认可又进一步强化了亚瑟对自己白人身份的认知。亚瑟一直标榜自己热爱平等和自由,宣称自己是勇敢无畏的非正统英国人,可是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白人身份,反而在与乔治的接触中刻意强化其白人属性,成为有色人种眼中话语权的象征。可见,白人性所反映的是以肤色为基础并超越肤色的种族优越论,这种偏见以一种微妙的意识形态隐匿在多元社会中。

三、阶级差异:白人与非白人的对立

亚瑟和乔治虽处于不同阶级却同样被种族仇恨所困,英印律师乔治的虚构历史肖像使英国的后殖民计划暴露于世人眼前。18 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殖民者强势入侵印度,扼杀了当地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断了印度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使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英国统治印度的1858 至1947 年间,殖民的破坏性逐渐消退,但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亚瑟与乔治》的故事背景正是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乔治父亲所属的印度仍在英国的掌控之下,生活在宗主国殖民地的有色人种必将因种族问题受到迫害。从本质上讲,《亚瑟与乔治》并不属于后殖民小说,巴恩斯也不属于后殖民作家,然而它揭示了英国白人与被英国殖民的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因此爱德华·多德森(Edward Dodson)认为这部小说有部分后殖民倾向(Dodson 2018)。在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阶级问题与种族问题紧密关联,《亚瑟与乔治》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正是碍于亚瑟的白人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陪审团才对乔治的案子作出了让步。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认为,种族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以白人为主体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被广泛接受,阶级成为社会划分的主要方法(Mills 2003)。法侬(2005b:7)进一步指出,所有的阶级划分都建立在种族不平等之上,“因为是白人而富有,也因为富有而是白人”。“黑”与“白”的对立不仅体现在肤色上也体现在阶级差异上,其根源在于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白人作为宗主国居民在社会地位、社会包容度、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优势。从白人社会的构建来看,社会制度以主张阶级差别的方式将白人与有色人种置于种族对立的局面,在地位、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分层。在小说中,乔治第一次见到亚瑟时,亚瑟说乔治可以叫他的名字,但是乔治仍然尊称他为“亚瑟爵士”。在乔治眼中,头衔不仅是一种称谓,而且代表阶级归属,他清醒地意识到二人地位天差地别,平民阶级没有直呼白人爵士名字的权利。阶级差异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乔治还在梅森学院读书时就体会到白人社会对他的恶意。白人警察可以毫无根据地污蔑他,先入为主地将偷盗罪名安在他头上,甚至扬言如果没有白人警察的同意,他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律师。从这些白人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一名警察能凭借白人身份断送有色人种的出路,可见在当时英国社会中肤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黑”与“白”的差异导致种族间阶级分化,白人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有色人种则处于被支配地位。此外,由肤色差异还衍生出富贵与贫穷、文明与粗俗等对立关系,进一步体现为高贵与低贱的阶级对立,白人逐渐具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并不是指在法律上给予白人优待,也不是指依靠制度压迫有色人种,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藏匿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具体表现为同样的事情只有白人可以做且能被大众接受。

白人特权中最重要的是话语权和决策权,而这些往往是为白人利益服务的。在《亚瑟与乔治》中,白人警察误将乔治逮捕,白人委员会因误判而污蔑乔治的清白,但他们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依照陪审团的最终判决,“乔治虽然无辜但有罪:无辜但头脑混乱、充满恶意。无辜但沉溺于顽劣的恶作剧。无辜但有意干扰警察的正常调查。无辜但自找麻烦。无辜但没有获取赔偿的资格。无辜但没有获得道歉的资格。无辜但该受三年的拘役”(巴恩斯2007:415)。本该严明的法律却在乔治的案件中被肆意更改和破坏,原因在于乔治是有色人种,他的社会地位低下,无法与白人阶级抗衡。陪审团、法官和民众对英国法律心知肚明,却以白人特权凭空捏造出“新的法律”——无辜但有罪。如此滑稽的结果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乔治虽然可以重返律师行业,但再也没有人委托他工作,他最终不得不返回小镇,改名换姓,终身未婚,与妹妹相守到老。陪审团作出的荒谬审判维护了白人的尊严,他们迫害有色人种的行为是为了得到利益而不是心理上的满足(斯佩克特、浩鹏2015),在利益面前,白人不会为受到伤害的他者付出任何代价,相较于有色人种他们拥有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权利。

在19 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中,白人处于主导地位,白皮肤与黑皮肤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白人与有色人种阶级对立的导火索。而白人特权是一种过度赋权的行为,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种族身份而赋予其方方面面的便宜之权,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平等和谐的社会造成危害。同时,白人善于利用与有色人种在生理和阶级上的差异来维持自身特权,作为殖民地社会中的根本对立之一,阶级差异加剧了以肤色将人区别为白人与非白人的过程。

四、文化根源:白人的“无知”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白人责任论”(white man’s burden)在欧洲甚嚣尘上,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以此为标题创作了一首诗(“The White Man’s Burden”, 1899),鼓吹上帝创造了优等的白人,他们是文明世界的创造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优于其他种族,能够指导劣势种族的发展。“白人责任论”本质上是为殖民政策辩解,但是许多白人对此不以为然,对他们优越的种族天赋深信不疑,原因在于白人对种族歧视与偏见刻意保持“无知”状态。

对白人来说,他们不断内化自己的权力,将肤色带来的特权视为理所当然,同时拒绝自我怀疑。他们的特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殖民扩张后稳固下来的,放弃特权意味着抛弃自己多年的权益,这种“为了平等要作出牺牲”的想法导致白人对种族偏见视而不见,从而保持现有利益和特权。白人无法将肤色视若无物,否则他们将会失去既有特权,丧失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在用剥削手段对待有色人种的同时,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求冠冕堂皇的借口,以此来麻痹自我,保持“无知”状态。

在《亚瑟与乔治》中,亚瑟愿意与舆论做斗争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恢复乔治的清誉,而是将其作为巩固自己社会地位和白人身份的工具。从本质上讲,亚瑟与白人警察以及陪审团成员都凭借白人身份获得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微弱”优势,谋求获取利益或“支配权力的可能”(Keating 1995:905)。小说中的许多白人警察虽性格各异,但对待乔治的态度如出一辙——充满了歧视与偏见。负责调查伤马案的安森上尉承认目前证据不足,但为了尽早破案,他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仅凭不切实际的猜想就将乔治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白人警察在寄给乔治家的书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断案信息源于个人推断,但是陪审团和法官都盲目地相信这一判断,断定乔治是罪犯。这些有失公允的做法原因在于,白人可以从乔治这样的有色人种那里获取个人利益:白人警察可以通过抓捕罪犯树立高大威猛的形象;陪审团判决有色人种有罪可以回应民众的呼声;亚瑟可以利用乔治摆脱背叛妻子的罪恶感,维护自己的白人贵族身份。可见,他们对有色群体的侮辱、歧视和排斥往往冠以宽容、尊重或伸张正义的名义,对病态的种族现状保持“无知”状态,这样,他们既逃离了内心谴责,又沉溺于特权带来利益的享受中。这种现象已然演变成一种文化,即通过赋予有色人种“恶”的形象来维持自身的优越感,进而心安理得地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

这种“无知”不光在白人身上有所表现,在有色群体中也有迹可循。在同胞受到歧视时,一些有色群体熟视无睹,反而轻贱地、病态地向白人剥削者示好。殖民过程并不单指物质占有,同时还包括对被殖民者心理上的同化,白人将黑人妖魔化、丑陋化,使黑人产生自卑心理,产生“想当白人”的心理动机(法侬2005a:3)。黑人失去了主体性,逐渐认同“白人无可争议的优势,且其所有的努力都趋向实现一个白人的生存”(法侬2005a:181),最终不得不接受白人眼中劣等的自我。长此以往,殖民者通过美化自身宗主国文化,丑化殖民地本土文化,给被殖民者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随着种族延续代代相传,逐渐形成有色人种低下、粗鄙等刻板印象,最终使有色人种成为白人构建出的他者。这也就能解释乔治的父亲身为印度帕西人却坚决从小就给乔治灌输他是地道英国人的做法。这种自卑感经过多年累积使得有色人种的种族文化向英国白人文化靠拢,被边缘化的他者若想融入主流社会就不得不穿上伪装,黑人要想在白人社会立足就要戴上白色面具。乔治的父亲是一名教区牧师,他为乔治灌输英国宗教信仰是为了让乔治不再重蹈覆辙,遭受白人的歧视和偏见,他希望乔治通过接受英国教育进入主流社会。虽然乔治的性格特点、行为表现与普通英国人无异,但他仍难逃他者的命运,白色面具改变不了他的黑色皮肤,他始终无法被白人社会接纳。

白人和有色人种都对歧视与剥削视而不见,他们共同的“无知”导致种族问题难以根除。在长年累月的歧视与剥削中,两种文化都发生改变。一方面,白人为了维持现状而刻意保持“无知”,将有色人种与下等人画上等号,心安理得地享受白人身份带来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因为强烈的自卑感和焦虑感对自身血统产生厌弃心理,盲目攀附宗主国文化,追求和认同白人文化,接受白人眼中低人一等的自己。这对于无论白人还是有色人种而言都是一种病态心理,只要种族问题得不到解决,双方就无法审视自己的“无知”,将越陷越深,无力自拔。

五、结语

白人性是白人试图填补虚假的白人历史和文化空白而产生的白人主导的社会机制。它不是白人文化,只是“一段虚构的历史,没有提供真正的文化食粮,是虚假历史中的快感”和“种族特权的一种表达方式”(MacMullan 2009:178)。它重点关注白人在种族问题中的核心地位,而种族主义的核心就是白人构建出的以肤色论人的社会机制。《亚瑟与乔治》反映了19 世纪末英国白人主导下有色人种深受种族主义压迫的社会现实。巴恩斯深刻认识到英国种族主义依然存在,他希望通过揭穿白人缔造的“人人平等”的假象来唤醒白人的“无知”,为日后消除种族主义提供有力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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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ness in Arthur & Geor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QU Tao,TANG Yuyao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Julian Barnes’s Arthur & George cleverly depicts the plight of colored people and the ignorance and arrogance of white people in racial issues in Britai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exposes the illusion of “human equality” coined by the white. In the novel, whitenes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 identity, clas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hite and non-white people, and the deliberate“ignoranc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by the white. Based on Frantz Fanon’s postcoloni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whiteness in the novel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identity, class and culture. By explaining the unfair social phenomenon caused by racial problems, it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British ra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is the social mechanism of judging people by skin color constructed by the white.

Key words: Julian Barnes; Arthur & George; postcolonial theory; whiteness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1)06-0081-05

收稿日期:2021-11-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英国维多利亚文学中的犹太性书写及其史学价值研究(1837—1914)”(20YJA752010);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英国19 世纪小说中犹太人物形象叙述研究”(2019JYT11);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后殖民主义视阈下《亚瑟与乔治》中的白人性研究”(YJSCX2021-049)

作者简介:曲涛,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小说、叙事学理论。邮箱:qutao@dlufl.edu.cn。汤玉垚,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小说。邮箱:5110305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