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者的“旧”翻译:奚若译《天方夜谭》

边 茜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190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方夜谭》是较早问世的《一千零一夜》汉译本,该书虽由受新式教育且通晓英文的奚若翻译,翻译风格却与已负盛誉的林译小说有多方面的相似。本文在对比《天方夜谭》和Edward Forster 英文版《一千零一夜》的基础上,结合晚清译界的风气和译者奚若的生平,并参考奚若其他译作的特征推测,《天方夜谭》的翻译风格既受译者个人选择的影响,也是出版机构顺应市场潮流主动经营的结果。该个案既折射出晚清部分小说译者复杂的身份认同,也体现了当时翻译小说的读者需求、出版机构的运营方式等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小说翻译的。

关键词:《天方夜谭》;奚若;《一千零一夜》;翻译小说;近代文学

一、引言

1906 年,作为“说部丛书”的一部分,奚若翻译的《天方夜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实际上,《天方夜谭》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绣像小说》与《东方杂志》上连载。在纳训翻译的《一千零一夜》出版之前,《天方夜谭》称得上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千零一夜》汉译本,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既可挖掘过去不被人注意的重要译本,也有助于梳理《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

二、“新”译者:西式学校的毕业生奚若

就翻译经历而言,奚若翻译《天方夜谭》时恐怕已不能称为新手。《天方夜谭》出版之前,他与人合译的《大复仇》《爱河潮》及独立翻译的《昆虫学举隅》均已出版。在当时的译者中,奚若的“新”突出体现在其教育背景上。他曾在苏州的博习书院、上海的中西书院学习,之后在东吴大学任格致帮教并在校学习。奚若虽不是唯一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晚清译者,但其教育的“西式”程度之高在同时期的知名译者中是比较少见的。其他受过西式教育的知名译者多少接受过传统的中式教育,所就读的西式学堂(或所受的西式教育)可能也是由中国人开办的(如周作人所就读的江南水师学堂),而奚若的学业自始至终都是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内完成的。

不管是博习书院、中西书院还是东吴大学,它们的课程设置都加入了大量西学(含神学)课程,与中国传统教育形成鲜明的差异;但这些学校又相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国文素养。按照博习书院1891 年的报告记载,书院所有的课程都用中文教授,学生在预科第一年学习《五百汉字》、《三字经》部分内容、《百家姓》及神学相关课程,随后四年中还要学习自然科学、声乐、多门中国语文和儒家经典课程;进入大学阶段,一到四年级每年有一门神学课程,其他课程除西学科目外还有历史课及《春秋》《礼记》《易经》等科目(潘慎文2010a)。博习书院1898 年的报告称,课程涵盖中国古典名著、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学院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生了解基督教(韩明德2010)。中西书院1899 年的报告提到,博习书院转入的学生有“浓郁的宗教与道德氛围”,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成绩良好(潘慎文2010b),这不仅记录了学生的表现,也反映出中西书院同样设置数学、科学课程。

东吴大学创立于1901 年,该校所有学生都要学习《圣经》,同时修读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课程。与当时很多教会学校不同,东吴大学强调中文与英文并重,且语言技能不是英文教学的最终目标(孙乐文2010a)。黄人、章太炎都曾在该校任教,显示出校方为实践中文与英文并重的教学理念,在课程设置、师资等多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这种努力收效明显,在1910 年东吴大学的年度报告中,校长孙乐文(David Lawrence Anderson)自豪地表示“如今举国上下皆知,东吴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但熟习中文,在西学科目上也不输于任何人”(孙乐文2010b:113)。以上内容在年度报告中甚至排在宗教教育的陈述之前,再次显示出教育本土化在东吴大学极受重视。

从博习书院、中西书院再到东吴大学,翻译《天方夜谭》之前的奚若始终接受着一种“新”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新”教育有以下体现:借鉴西方现代学制,课程体系中加入西学内容,其中顺理成章地包含一定程度的英文教育,又由于教会学校的目标而重视传播宗教。可以想见,作为被教会学校寄予厚望的学生,奚若既有文理兼备的知识结构,又有良好的中英文素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长期受新式教育的译者,却译出了一部风格颇为“传统”的《天方夜谭》。

三、“旧”翻译:与林译小说相仿的古文译本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2017)比对多种英文版《一千零一夜》后认为,1906 年出版的《天方夜谭》与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公司的Edward Forster 英文版《一千零一夜》(以下简称英文版)最为接近因未能找到樽本照雄书中提到的1877 年版本,笔者以1810 年出版的Edward Forster 版英译本作为比较的底本。。本文对比《天方夜谭》与英文版,发现奚若译本进行了大量世俗化、中国化的改造,让人联想到译界前辈林纾的手笔。

(一)“言有物”与“言有序”

1.重故事主线叙事脉络,轻细节描述与背景介绍

《天方夜谭》的很多篇目从一开始就删减英文版中与故事主线无关的句子。“The Adventures of the Caliph Haroun Alraschid”的第一段说理,第二段用“The caliph was one day in this state of mind”(Anonymous 1810e:46)过渡到故事主体;而《天方夜谭》中既略去了英文版第一段,也略去了过渡句,直接以第三人称叙事:“史希罕拉才得曰:‘一日,加利弗独居宫中,怏怏若有不乐。……’”(佚名1906d:34)译者有意从各种角度剔除“开场白”里常见的委婉、客套之语,使故事尽快进入情节主线。

经常被译者省略的还包括与故事主线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描述和背景介绍。《记渔父》中渔父第一次撒网的英文和中文如例(1)所示:

(1)One morning he set out before the moon had disappeared: when he had got to the sea-shore, he undressed himself, and threw his nets. In drawing them to land, he perceived a considerable resistance; and began to imagine he should have an excellent haul, at which he was much pleased.But the moment after, finding that instead of fish he had got the body of an ass in his nets, he was much vexed and afflicted at having had so hard a draught. (Anonymous 1810a:64)

一日甫起网,甚沉。疑得巨鳞,力出诸水,乃赫然一死驴,网且裂。(佚名1906a:20)

例(1)中,英文版中渔父出发的时间、到达海滨后开始劳作的一系列动作,以及预感大有收获时的喜悦全被略去,译文只保留讲清前因后果的各个必需环节。

2.为使人物丰满和情节曲折进行增饰

总体来看,《天方夜谭》删减了英文版中的大量语句,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在翻译手法上“只减不增”。在《麦及教人化石》中,译者在删减多处心理描写之后,又为主人公苏培特增加了一句心理描写:“予纵览各室,旋观诸库藏,其储积之富,更无伦比。心怦然动,因念冒此大险,亦以求华膴耳”(佚名1906a:102)。其中,“因念冒此大险,亦以求华膴耳”是增译,承接前文叙述的情节,让人物的内心更细腻和生动地呈现出来,相应地,人物也更加立体。

《非梦记》中,译者对主人公海森的介绍部分加以增补,如例(2)所示:

(2)They had an only son called Abou Hassan, about thirty years of age, who had been in every respect brought up with great strictness.

...As his father had not allowed him in his youth more than was barely sufficient for his maintenance,and as the latter had always envied young men of his own age, who had been more liberally supplied,and who never denied themselves any of those pleasures,in which youth too readily indulge,he determined in his turn to distinguish himself by making a figure, equal to the great wealth, with which fortune had favoured him. (Anonymous 1810d:172-173)

年既长,父督束之綦严,无一息得纵适。意蹙蹙,若被桎梏,顾无如何也。……海森往日随父朅来都会,见少年多炫奇服,跃怒马,盛宾客,(槃)[乐]游欢宴,挥金若土苴,意态骄伟,飞扬不可一世。道旁皆属目,赞羡声啧啧相闻,心窃艳之。徒以钤于严父,跬步不得自繇,乃强自抑制。(佚名1906c:141)例(2)中,《天方夜谭》在海森父亲管束严格的句子后添加了海森的反应,这使得海森的苦闷更加突出,也为他后来的挥金如土作了铺垫。《天方夜谭》不仅把英文版对少年的概括性描述具象化,而且用排比和比喻把少年的“意态骄伟,飞扬不可一世”渲染得更加夸张。至于其后的路人反应则系译者的增补,起到衬托少年意气风发之状的效果。

(二)雅洁与绮丽兼收的语言风格

译者除了直接删减使译文更加简洁外,还借助合译法合并形式类似的语句,令文风更为简洁文雅。在“The Story Told by the Purveyor of the Sultan of Casgar”中,东道主要求宾客品尝一道菜肴,对方回答“wash my hands forty times with alkali, forty times with the ashes of the same plant, from which that is procured, and as many times with soap”(Anonymous 1810b:147)。而在《截指记》中,三句“四十次”合并成一句话——“以蒜茎灰、碱、皂各盥手四十次”(佚名1906b:13)。

人物语言书面语化是构建雅洁风格的另一种手段,《天方夜谭》将具有口语色彩的语句再加工,浓缩人物语言。在《橐驼》中,裁缝夫妇想把橐驼的尸体转移到隔壁医生家。《天方夜谭》略去英文版中裁缝夫妇向医生仆人撒谎的描写,以“诡言有病者求治”(佚名1906b:1)一句述明来意,不过“诡”字直接点出了裁缝的用意,使“缩水”的语言反而意义更加显豁。

《天方夜谭》还通过词语、句式和修辞方法等层面的改写润色语言。在《谈瀛记》中,穷人亨北见星柏达巨富之状,“不禁羡极妒生,搔首而呼曰:‘予重茧其足,坌奔终日,以豆羹麦饭畜妻子,犹虑不给。而星柏达广居优奉,宾从酣乐,奢膴若王侯,幸不幸何若是悬殊耶?惟天苍苍,岂云可问!’”(佚名1906a:114)“重茧其足,坌奔终日”比“I suffer daily a thousand ills”(Anonymous 1810a:304)更为形象,四字结构的连用增强了语言的韵律美。事实上,对雅洁文风的喜好不只反映在人物语言上,《天方夜谭》中还不时出现一些颇显文雅但又“不必要”(与较为朴实直白的英文版相比)的语句。《海陆缔婚记》中称国王努力求子,“不意绵历岁月,前星之兆杳然”(佚名1906d:40),这是《天方夜谭》译者的增译。“前星”一词出自《汉书·五行志》,是太子的别称,该词展现出译者引经据典、追求语言典雅的倾向。

《讼环记》中有一段颇具诗情画意的描述,形式整饬,音节和谐,具有辞赋的美感,如例(3):

(3)If you turn on the other side looking towards Ethiopia, how many different subjects for admiration!I can only compare the verdure of so many meadows watered by the various canals in the island to the brilliancy of emeralds set in silver. (Anonymous 1810a:178-179)

回顾衣塞披亚,则又平原浅草,芊绵万顷,沟渠错综,如蛛网然,诚奇观也!开罗富庶,甲于诸省,廨宇台观,壮丽无匹,高矗云表。(佚名1906b:24)

例(3)中,译文略去英文版中的类比,增添了新的比喻(“如蛛网然”),而四字结构连用的形式与上下文一致,可见译者对形象化的比喻应用比较灵活,对译文的形式整饬之美格外重视。以上诸例显示出《天方夜谭》并不满足于对底本的直译,而是努力将中国古文的典雅渊深与《一千零一夜》的瑰丽奇幻融合起来。

(三)删减宗教色彩浓厚的语句,以更加中立的口吻叙事

《一千零一夜》很多语句中有神灵“出场”,且对情节发展影响不大,对于译者来说可以予以删减。“The History of Beder, Prince of Persia, and of Giauharè, Princess of the Kingdom of Samandal”叙述国王求子时提及向神灵的祈祷和慷慨的捐赠,而在《天方夜谭》里,英文版流露出的宗教热情被淡化。如例(4):

(4)He gave considerable alms to the poor, and very large donations to the holy men of his religion,instituting, moreover, for their benefit, new foundations, with a magnificence truly royal, in order to obtain by their prayers what he so ardently desired. (Anonymous 1810a:291)

复博施力赈,吁福于天,并命缁流代祷焉。(佚名1906d:40)

例(4)中,简化的语句只保留宗教人士的祈祷,国王的捐赠行为仅以“博施力赈”四字总括。译者似乎在尽量避免渲染人物对宗教的热情,而故事的宗教氛围也相应减弱了。

如果叙事语言包含宗教元素,《天方夜谭》往往保留叙事内容本身而把宗教元素去除,使表达显得中立客观。在《记虐马事》中,少年自述经历:“孰知事有与予愿大相背戾者,结褵之夕,即遇失意事”(佚名1906d:44)。这句看起来有点平淡的叙述,在英文版中包含了神灵:“...but this God was not pleased to grant me. On the contrary he gave me one, who the very day after our marriage, began to exercise my patience in a manner not to be conceived but by those, who have been exposed to a similar trial.”(Anonymous 1810e:74)。《天方夜谭》把“God”从句子里剔除,因此最终呈现的译文完全看不出与宗教的关联。

(四)加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世俗化的归化译法多少淡化了《天方夜谭》的外来文化色彩,而译者又加入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内容,使故事更易引起本土读者的兴趣。如果说《非梦记》《海陆缔婚记》《记渔父》《讼环记》等的译文反映了语言层面上的中国化改造,那么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乃至事物名称等方面的修改则更突出地体现了思想观念层面上的中国化改造。

《说妒》中的苏丹是译者在人物塑造上加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例子。噶稜达驱走了附身公主的邪魔,于是苏丹把公主许配给他,以此作为报答。苏丹听取众臣意见后说:“予亦有此心,以是为报诚当。”(佚名1906d:74)而英文版的描述是“‘This is the very thing I was meditating,’ he cried, ‘and from this moment I claim him for my son in law.’”(Anonymous 1810a:198)。英文版中的苏丹情感更加外露,而《说妒》简洁含蓄的描述则让苏丹显得庄重沉稳,更接近中国人对帝王的认知。

《天方夜谭》将英文版中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语句予以删减,并使译文向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靠拢,如例(5)所示:

(5)All the infamy of their passion was well known to them, and they made the greatest efforts to resist it: but the freedom and familiarity, with which they saw the prince every day, and the continued habit they always had of admiring them from their earliest infancy, of praising them,and of caressing them, which it was scarcely in their power to break themselves of, inflamed their passions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could get no rest, and lost all their appetite. (Anonymous 1810c:125-126)

亦未尝不知内乱之可耻,特礼法之严,卒不敌其情欲之烈,蓄念有日矣。(佚名1906b:159)

在“The History of Prince Zeyn Alasnam, and of the King of the Genii”中,国王请占星家为儿子占卜,而到了《天方夜谭》,占星家成了“五行家”(佚名1906c:110)。这显然是通过事物名称的修改完成文化上的“移花接木”。

(五)译者多次直接“出场”,注解式语句增多

《天方夜谭》中译者的“出场”较为频繁,常用的方式是添加说明性的句子,起到类似注解的效果。在《剃匠述弟事一》中,裁缝爱上磨坊家的美妇,从此工作心不在焉。译文略去提及裁缝工作水准下降的句子,却在开头加上了“愈益爱慕,思辘轳无间时”(佚名1906b:41)的总述。可见译者并非一味追求精简或增饰文字,而是有意增添说明性的语句来帮助读者理解。有时,译者还根据上下文补足语句,使情节发展逻辑中的隐形环节“现形”。《说妒》中,苏丹问应该如何报答噶稜达,众臣回答“微噶稜达,主必殆。彼具伏魔力,功至大,于礼,尚主为宜”(佚名1906d:74)。实际上,英文版只提到“尚主为宜”,《说妒》增添的语句都可以视作“尚主为宜”的理由。

有时,译者还会长篇大论地说理。《魔媒记》中译者不仅将英文版中国王临终前对王储的三条嘱托如数译出(顺序有所变换),还增加说明性语句,甚至借机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例(6):

(6)Perceiving himself on his death-bed, he called his son to his side, whom he recommended, among other things, to make himself beloved rather than feared by his people; never to lend an ear to flatterers; and to be equally slow in rewarding as in punishing, since it frequently happened,that kings, seduced by false appearances, heaped benefits on the bad, and oppressed the good.(Anonymous 1810d:84)

我病且弥留,汝当嗣位。治国之道,不可不知。政固宜剂以宽猛,顾使民畏,不若使民怀。且刑赏之柄,尤宜慎重。佥壬之辈,往往貌为君子,取信一二事,使人不疑,以阴售其奸险。阿谀浸润,复工其术,使人主受其愚而不知,颠倒是非,国是乃不可问。汝其慎旃,毋蹈覆辙!(佚名1906c:111)例(6)中,英文版只是说不要听谄媚者的话,而在《魔媒记》里,谄媚不过是“佥壬之辈”的特征之一,译者又加上另一特征——“往往貌为君子,取信一二事,使人不疑,以阴售其奸险”。两项特征和英文版对“刑赏之柄,尤宜慎重”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成为新增的第三条嘱托,不过从推动故事发展的角度来看,此处的改动似乎没有必要,当视作译者借机表达自己的观点。

综上所述,《天方夜谭》通过删减、增译、改译、归化等手段,从内容、语言风格、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改写,使译本呈现出中国化、世俗化的风貌。奚若对小说翻译文本的种种改造,不禁让人想起与底本多有出入的林译小说。

四、影响《天方夜谭》翻译风格的因素

与林纾不同,《天方夜谭》的译者奚若有较高的英文水平,不需依赖助手就可以将英文译成中文即便不考虑教育背景,奚若在翻译《天方夜谭》之前已独立翻译教科书《昆虫学举隅》,合译小说时也完全可以承担英文翻译的工作——《大复仇》是他与黄人合作翻译的,后者又没有学习英文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断奚若负责将英文初步译为中文,润色文字的工作则由黄人完成。涉及奚若生平研究的论著有陈应年(1999)、郭延礼(2005)、李凯(2011,2012)、樽本照雄(2017)等的讨论,笔者(2021)亦有专文探讨这一话题。。既然具有直译的能力,为何奚若经手的《天方夜谭》有那么多不“忠实”于英文版的翻译,又不像林纾助手魏易独立翻译的《二城故事》般“只有林、魏合作时那种删改的‘讹’,却没有合作时那种增改的‘讹’”(钱锺书1985:6)?

钱锺书(1985:5-6)曾在《林纾的翻译》中写道:“正像背负着家庭负担和社会责任的成年人偶尔羡慕小孩子的放肆率真,某些翻译家有时会暗恨自己不能像林纾那样大胆放手的,我猜想。”就《天方夜谭》而言,译者奚若在翻译策略上可称得上“大胆放手”,那他是否在翻译心态上也“大胆放手”呢?答案恐怕很难是肯定的,因为作为一个“背着家庭负担和社会责任”的译者,奚若必须适应翻译界的潮流。

(一)读者的趣味:以士大夫为主的读者群体

在奚若所处的时代,翻译小说已经是在市场上流通获利的文化商品,因此要讨论《天方夜谭》翻译风格的影响因素,就必须关注翻译小说读者的趣味。

1895 至1911 年间,士大夫成为小说读者的绝对主力,“长期以来形成的雅俗观念和阅读习惯都使得他们更青睐文言”,“自1905 年左右就渐兴的复古思潮大力主张文言为国粹、倡导保存和捍卫文言文学,这无疑助长了士大夫们对于文言语体的选择”(庄逸云2020:129-130,132-133)。《天方夜谭》采用浅近的文言文作为翻译语言,自由行文的同时又追求简洁,不时使用典雅的词句,借鉴中国传统文学的形式特征,在语言上更符合士大夫群体的阅读习惯。事实上,雅正蕴藉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是士大夫读者很难抛弃的,其影响不仅在于语体的选择。《天方夜谭》在人物、情节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造,最终呈现出符合当时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面貌,其《序言》也特别强调:“译竟,复讨论润色,必期无漏无溢,不敢稍参以鲁莽俚杂之词,谨以质诸当世知言君子”(金石1906:2-3)。这样的翻译小说既能够保持一定的“格调”,又能够获得士大夫读者的青睐。

(二)译者的自我角色认知:大众视野中的译书人

奚若是基督教新教徒,基督教相关的活动,特别是基督教文字事业,一直是他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详见上一个注释提到的奚若生平研究资料。。但是他在为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翻译的小说里,基本不表露他的宗教热情。《天方夜谭》的多处删改淡化了宗教氛围,即便在只涉及天主教与新教冲突的《爱河潮》中,奚若也显得较为克制,删除了一些涉及宗教而对情节影响不大的语句,简化或省略对宗教活动的描述。两部同年出版的翻译小说在涉及宗教内容上的共性,反映出译者奚若的自我角色认知:他在翻译小说时有意展示出相对客观中立,或者说较为世俗化的态度,使读者无法通过译文辨识出译者的宗教信仰。

回顾奚若的翻译经历,1904 至1906 年间至少出版了9 部他参与翻译的小说除《爱河潮》外,均见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涵芬楼新书分类总目》(转引自陈应年1999)。,此外还有科学类译著,同时他还在东吴大学半教半读,不难想象当时其工作之繁忙。《教会著述家奚伯绶先生行述》中指出奚若家境“寒素”,东吴大学校长安排他入校半教半读是为了缓解其生活压力(王树声1915)。由此推断,他翻译大量小说很可能也是为了贴补家用。

面对现实压力,奚若很难无视翻译小说主要读者群的期待。因此,为不同机构翻译小说时,他展现出统一的面貌:尽量贴合大众,特别是当时翻译小说主要读者群(士大夫)的价值观和阅读趣味;对于可能“泄露”自己宗教信仰的内容,他往往显示出回避的倾向,尽量淡化其中的宗教色彩,以显示出相对超然或大众化的态度。

(三)榜样的力量:林译小说的示范效应

在《天方夜谭》出版的1906 年,林译小说有着极高的口碑,即便不考虑市场中常见的跟风现象,成功的先例迅速受到效仿在文坛也是司空见惯的。《天方夜谭》对语言风格的把握,在情节、人物方面“大胆放手”的改动,都与林译小说十分相似。考虑到奚若当时繁重的工作,跟随译界名家的脚步的确是比较高效的应对方式。

另外,效仿林译小说也符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取向。林译小说的广为传播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是密不可分的,190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参与翻译的《伊索寓言》,此后林纾翻译的小说几乎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稿酬上,商务印书馆也对林纾十分慷慨,林纾译作的稿酬至少按千字5元计算(苏建新2012),而当时的翻译稿费一般是千字2 至3 元(郑逸梅1983)。身为商务印书馆的老员工根据商务印书馆老员工庄俞的回忆,1902 年商务印书馆编写第一部教科书时,奚伯绶(奚若)与他同在编校人员之列(庄俞1985)。,奚若不太可能对此一无所知。“说部丛书”初集收录了多部林纾翻译的作品,《天方夜谭》与林译小说翻译风格的相似,某种程度上使“说部丛书”初集中的林译小说风格更加突出。

五、结语

本文通过文本对比分析发现,《天方夜谭》虽由受新式教育且通晓英文的奚若翻译,翻译风格却与已负盛誉的林译小说有多方面的相似。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晚清译界风气和译者奚若生平,并参考奚若其他译作的特征推测,这既受译者个人选择的影响,也是出版机构顺应市场潮流主动经营的结果。该个案折射出晚清部分小说译者复杂的身份认同,也体现了当时的翻译小说读者需求、出版机构运营方式等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小说翻译的。此外,中英版本的对比分析也可为《一千零一夜》在华早期传播情况提供一定的参考。《天方夜谭》与英文版《一千零一夜》的出入,以及与报刊连载文本的出入,还需要结合更多文本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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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ld” Translation by a “New” Translator: Tianfangyetan(The Arabian Nights) Translated by Xi Ruo

BIAN Qia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ianfangyetan,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1906, is an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 and it once had a great influence. Although the book is translated by Xi Ruo, who was well-educated and proficient in English, its style is similar to that of well-known translations by Lin Shu in many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the text analysis of Tianfangyeta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Edward Forster, combining with the fashion of the translation circ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life of Xi Ruo, and referr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i Ruo’s other translations, we can speculate that the translation style of Tianfangyeta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choice,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publishers’ efficient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rket trend. This case reflects the complicated identity of some novel translato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lso shows how the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needs of the readers and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affected the texts of fictional translation.

Key words: Tianfangyetan;Xi Ruo;The Arabian Nights;translation of foreign fiction;modern literature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1)06-0073-08

收稿日期:2021-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17ZDA238);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译介研究”(Y201840699);浙江外国语学院校级重点项目“翻译家奚若研究”(2015Z02)

作者简介:边茜,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邮箱:qian_bi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