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社会和精神:《〈纽约客〉故事集》的生态主义解读

郭 颖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摘 要近年来,美国短篇小说家安·贝蒂的作品不断被译介到国内,相关研究逐渐展开。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贝蒂的研究大多囿于极简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论视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均相对有限。文章从自然、社会以及精神三个维度对贝蒂的《〈纽约客〉故事集》进行生态主义解读,探析此短篇小说集所展现的“婴儿潮”历史背景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疏离异化的社会图景。

关键词安·贝蒂;《〈纽约客〉故事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一、引言

安·贝蒂(Ann Beattie,1947— )是美国当代重要短篇小说家、《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著名撰稿人。有学者认为,贝蒂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鲍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等作家一道实现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短篇小说的复兴(May 1994: xi)。从1974 年的《柏拉图之恋》(“A Platonic Relationship”)到2006 年的《诱鸟》(“The Confidence Decoy”),贝蒂在《纽约客》杂志先后发表了48 篇短篇小说。2010 年,这些小说以《〈纽约客〉故事集》(The New Yorker Stories)之名结集出版,“收录其中的故事无疑是她作品中的精华”(qtd. in Cox 2011: 58)。2014年, 译林出版社将此合集分三册出版,即《〈纽约客〉故事集Ⅰ:一辆老式雷鸟》《〈纽约客〉故事集Ⅱ:你会找到我的地方》和《〈纽约客〉故事集Ⅲ: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这些故事讲述了年轻人的迷惘与挣扎、中年人的无奈与苦涩以及老年人的悲辛与凄凉,集中展现了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社会图景。

工业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既给美国民众带来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同时也造成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各类生态问题层出不穷。在这一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生态主义批评于20 世纪70 年代初在英美崭露头角,在世纪之交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至今方兴未艾。有学者认为,生态学大致分为三个维度,即“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鲁枢元 2000: 146)。生态主义批评研究文学领域的生态危机和困境,强调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的重要性,传达出深厚的人文关怀。近年来,贝蒂的作品不断被译介到国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然而国内学界对该作家的研究明显滞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均相对有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文以贝蒂的《〈纽约客〉故事集》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主义三分法探讨作品中岌岌可危的自然生态、人情淡薄的社会生态以及摇摇欲坠的精神生态,揭示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审视人类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凸显贝蒂作品的生态主义研究意义,以期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岌岌可危的自然生态

自工业时代以来,迅猛发展的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话、电视和汽车等科技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贝蒂小说中频频出现的科技产品意象带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 暗示正是这些科技产品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本和谐相融的状态,科技产品在不知不觉中将人异化为其附庸。

(一)铃声不断的电话

电话是科技领域的重要发明之一,然而在互通信息、便利生活的同时,有时它又会成为传播谣言的工具,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贝蒂的小说中,很多人物对电话的依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们通过电话和亲友保持联系,电话在他们的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电话既是他们频繁使用的通信工具,也给他们带来诸多困惑和无奈。在《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That Last Odd Day in L.A.”)短短20 页的文字中,“电话”这个字眼出现25 次之多,人们仅在意话语联系却忽略了具有实在意义的沟通交流。例如,凯勒经常犹豫“打电话给女儿,或是做点更重要的事,打电话给邻居——‘快乐旅游’旅行社的西格丽德”(贝蒂 2014c: 117)。在接女儿电话时,凯勒往往进退两难,因为女儿“明确告诉他,如果他要问她是否打算跟艾迪生·佩奇分手,她就挂电话。另外,他也很清楚,她不想被问到她母亲的事”(贝蒂 2014c: 122)。可见,电话固然可以帮助通话者快速建立联系,然而忽略心灵交流的联系极其脆弱和肤浅,除了传递信息别无他用。正如贝蒂所说:“那一刻,他体会到了她和他说话时常有的冲动——那种挂掉电话的冲动,因为电话那头的人连你说的一个字也不愿尝试去理解。”(贝蒂 2014c: 136)

此外,从心理反应角度来看,在电话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接电话者或许对沟通充满期待,但同时又因通话者和通话内容未知而感到不安和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话铃声不再是传递讯息和问候的信号,而是带来烦躁和焦虑的噪音。

(二)一直闪烁的电视

电视是工业社会大众传媒的主要方式之一,它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生活资讯,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长期沉溺于看电视势必造成不良后果:观众容易对电视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一味被动地接受信息,陷入精神空虚的泥淖。在贝蒂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电视意象传达着特殊的指涉意义,即在人和电视的关系中,人由电视的主人沦为电视的奴隶。

在《玛丽的家》(“Home to Marie”)中,主人公“我”和妻子玛丽在晚间唯一的互动交流就是“一起解决电视遥控器的矛盾:我让她用一小时,她让我用一小时”(贝蒂 2014c: 2)。在《夏夜的天堂》(“Heaven on a Summer Night”)中,坎普太太为年轻人“出生太晚,错过了电视最好的时期而难过;没有《文化列车》,没有《我的小玛吉》,没有《我们的布鲁克斯小姐》。《我爱露西》的重播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文化列车》《我的小玛吉》《我们的布鲁克斯小姐》和《我爱露西》是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热播的电视节目,其中《文化列车》是一档教育节目,其他均为系列情景喜剧。(贝蒂 2014b: 196)。当她在近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见到坎普先生时,发现他“在电视机前睡着了”(贝蒂 2014b: 196-197)。可见,尽管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类型存在代际差异,但看电视仍成为当时中低阶层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莱博 2005: 2)。贝蒂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沉溺于电视节目并被其所“控制”,人与自然的联结被切断,他们无法也无力走出房间接触和融入外界环境,在孤独异化中失去了反抗现有生活状态的能力,成为屈从于社会制度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2006)。

(三)无处不在的汽车

“在有‘轮子上的国家’之称的美国, 汽车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家庭的第二大开销对象、第一大致命杀手,而且早已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融为一体,成为与社会地位和道德观念相关的文化的一部分。”(陈法春 1997: 68)在物欲高涨的时代,汽车成为炫富和物欲的标志,它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攀比心理,还带来了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

在《万达家》(“Wanda’s”)中,梅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被父母安置在万达“姨妈”家,这个所谓的“姨妈”其实是她母亲的一个朋友,以开家庭旅店为业。梅的父亲是一名职业摄影师,整日东奔西走忙于生计,母亲则经常开车四处寻夫。一天,父亲酒后带着情人开着一辆白色顶篷、黑色车身的凯迪拉克来到万达家,不由分说地把梅塞进车里强行带走。没过几个小时,不负责任的父亲便不知所踪,梅又被送回了万达家。或许她的父亲只是追求驾驶情人豪车的乐趣,或者贪图交通灯由黄变红一刹那加速时众人后倾的快感。没有人真正在乎梅的感受,她的母亲只出现在信中。在《一辆老式雷鸟》(“A Vintage Thunderbird”)中,尼克屡次低声下气地向凯伦借车——一辆价值不菲的白色雷鸟敞篷车,却从不敢提及对凯伦的爱慕之情。凯伦无故消失了一段时间,尼克再次见到她时对其失踪原因漠不关心,仍然直接开口借车,得知雷鸟被卖,他十分沮丧。从这两篇小说中可以看出,汽车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虚荣心使人们深陷物欲之中而无力自拔,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汽车是集多领域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产物,在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容易给驾乘者带来人身伤害。在《霍雷肖的把戏》(“Horatio’s Trick”)中,夏洛特听到儿子尼古拉斯下楼的脚步声就会变得紧张,对此儿子心知肚明:“因为你会觉得车不安全。你总是会想到坏事。”(贝蒂 2014c: 24)在《草坪酒会》(“The Lawn Party”)中,偷偷幽会的丈夫和小姨子因超速驾驶,其中一人失去右臂,另一人当场死亡,整个家庭陷入无休止的痛苦中。此外,在贝蒂的小说中,纽约的“空气污染变得非常严重”(贝蒂 2014a: 262),“加州也有污染”(贝蒂 2014b: 8),汽车数量激增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汽车尾气给环境带来破坏,导致气候变异,威胁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无论人们身居何处都无法逃脱。

三、人情淡薄的社会生态

“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 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转引自余谋昌 2000: 137)在贝蒂笔下,造成当代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之一便是人情淡薄。

在《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中,父亲凯勒反复琢磨感恩节是否要去坎布里奇看望他的女儿琳。他们总是通过电话维持表面关系,实际上女儿根本不愿意尝试理解父亲,父亲也从未尝试理解女儿。在《灰姑娘的华尔兹》(“The Cinderella Waltz”)中,同性恋丈夫迈洛对妻儿漠不关心,只会无端发泄情绪,作为妻子的“我”宁愿丈夫假装温情,胜过酒醉后的冷漠。然而,一句“你不爱我了?”(贝蒂 2014b: 5)捅破了最后的窗户纸,冰冷的婚姻生活走到尽头。在《压顶石》(“Coping Stones”)中,妻子毫不掩饰自己对丈夫的怨气:“你从来都没有投入过……如果你不投入,你就不承担责任。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父亲的。就好像你在幕后指挥,就好像你的家庭对你而言只是太多的压力。”(贝蒂 2014c: 251)家庭生活中的冷暴力一点点磨蚀掉爱情,对此贝蒂忍不住感叹道:“人们很少谈论时间的流逝,而你总是在挑选比家人还亲近的朋友,渐渐地,你更喜欢狗而不是人。”(贝蒂 2014c: 251)

《玛丽的家》更是将冷漠的家庭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妻子总以离家出走相威胁来维系名存实亡的婚姻,搅得家里鸡飞狗跳,四邻不安。她惯于轻蔑地哼鼻子,说话带刺,虽然丈夫尽量克制自己,但往往表现为置之不理的冷暴力。妻子积极操办家庭晚会,忙碌过后却对丈夫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晚会,我是想让你看看,准备好了饭菜——即使不是你准备的——然后只能等着,那是什么感觉。等呀,等呀。也许这样你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贝蒂 2014c: 7)

无论是冷感的“煮妇”假装无视精神出轨的“造作”丈夫,还是能干的女主人在家庭聚会上竭力扮演丈夫朋友们的知心密友,最终都没能挽留住丈夫。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的紧张对立、淡薄冷漠将亲情和爱情消磨殆尽。贝蒂以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述说着人际间的冷漠和隔阂,世态炎凉将人们推进孤立无援、深不见底的黑洞。

四、摇摇欲坠的精神生态

在贝蒂的书写中,精神世界面临坍塌的人物比比皆是,其根源在于“信仰的丧失、理想的丧失、自我反思能力的丧失”(鲁枢元 2000: 156)。

《异想天开》(“Fancy Flights”)中的迈克尔有被诅咒的心结,坚信自己就像祖母说的那样“对亲人是福气,自己却倒霉背运”(贝蒂 2014a: 24)。他时常犯糊涂,“跟老婆说话时像婴儿牙牙学语,却跟四岁半的女儿抱怨人生”(贝蒂 2014a: 14)。 缺乏自我反思能力、 失去精神依托的迈克尔最终沾染上大麻,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侏儒之家》(“Dwarf House”)中的老母亲命运多舛,四个子女中一个长成侏儒,一个坚持丁克,另外两个因罕见疾病死于巴拿马。生活的艰辛使她不再相信上帝,抑或她从来没有相信过。老母亲失去信仰又感受不到家庭温暖,只能用酒精来麻痹伤痕累累的内心,并因此陷入了精神“真空化”状态(樊浩 2001: 192)。大儿子麦克唐纳的秘书贝蒂是一个爱笑的乐观女子,然而她“要是不吃两种药,就不可能每天早晚对着你微笑”(贝蒂 2014a: 64-65)。理想丧失、精神空虚的贝蒂无法排解内心的忧虑和孤独, 只能靠药物来暂时忘却工作的烦恼和堕胎的折磨。《遥远的音乐》(“Distant Music”)中的杰克无法接受和女友分手的事实,躲在屋里和朋友抽大麻、看电影,浑浑噩噩度日;《科罗拉多》(“Colorado”)中的佩内洛普每次和男友吵完架就狂抽大麻,从来不正视和解决矛盾;《柏拉图之恋》中的离异女子埃伦和合租者萨姆在无所事事时的唯一消遣就是喝酒……这些人借助大麻、酒精或药物来获得短暂而虚幻的快感,根本无法摆脱精神上的空虚和绝望。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贝蒂笔下的人物深感迷茫,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人类精神的贫困还可能引起自我肯定的坍塌,从而产生存在的疏离感,其结果使人既失去了动物自信的本能, 又失去了文化传统的价值尺度,过着一种无意义的生活。”(焦小婷 2004: 104)贝蒂从人性角度切入生态主题,揭示了西方社会现代人自我认同的逐步瓦解。

五、结语

二战后1946 至1964 年间出生的美国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纽约客〉故事集》中的小说展现了这一代人的生活缩影(郭颖、王中强 2016)。贝蒂对一代人集体记忆和共同创伤的书写既是出于情怀,也是其作家责任感使然。以生态批评方法对贝蒂的小说人物进行研究是非常有趣的对标,这不仅能进一步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而且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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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贝蒂. 2014a. 《纽约客》故事集Ⅰ: 一辆老式雷鸟[M]. 周玮,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安·贝蒂. 2014b. 《纽约客》故事集Ⅱ: 你会找到我的地方[M]. 周玮,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安·贝蒂. 2014c. 《纽约客》故事集Ⅲ: 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M]. 周玮,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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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谋昌. 2000. 生态哲学[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Nature, Society and Psychology: An Ecological Study of The New Yorker Stories

GUO Y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nn Beattie’s short stories have been widely read and studied in China.However, the dometic scholars mainly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nimalism and feminism.This paper offers 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Yorker Stor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i.e. nature,society and psychology, and explores the alienation worl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s well as man and himself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Baby Boom” generation.

Key words: Ann Beattie; The New Yorker Storie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psychological ecology

中图分类号I712.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20)05-0102-05

收稿日期2020-08-1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 年度项目外语专项“美国短篇小说批评与理论研究”(GD17WXZ26);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新迷茫一代:安·贝蒂短篇小说研究”(2017WQNCX016);南方医科大学科研启动计划青年科技人员培育项目(RW2017PY02)

作者简介郭颖,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邮箱:guoying0117@126.com。

(责任编辑:杜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