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六十年,桃李芬芳不待言
——戴炜栋教授访谈录

于涵静1,戴炜栋2

(1.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2.上海外国语大学 校长办公室,上海200083)

摘 要:此次访谈中,著名学者戴炜栋教授回顾了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历览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创新改革之路。针对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发展,戴炜栋教授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高等外语教育改革要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统筹规划,求实创新;二是青年外语教师要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及学科发展,培养更多的新时代高端外语人才。

关键词:二语习得;外语教育改革;国家发展战略

戴炜栋,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外校长、党委书记。主要学术兼职有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外指委)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学部委员暨语言文学学部召集人等。主要学术领域包括二语习得、社会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等。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上外建校七十周年,笔者有幸对戴炜栋教授进行了采访。以下是笔者根据访谈整理的文字材料。

于涵静(以下简称于):戴老师,您好!2019 年适逢上外建校七十周年,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于1990—2006 年任上外校长,1995—2004 年任上外党委书记,在这期间,您亲历了上外的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改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上外开始尝试从单科性外国语学院向多科性外国语大学转型。请您谈谈当时上外是如何迈出改革的第一步的。

戴炜栋(以下简称戴):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中国的外语教育教学开始逐步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原来单一学科的外国语学院,更具体地说,只培养外语教师、外事翻译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了。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上外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迈出了开拓性的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这一步也改变了外语教育教学的发展轨迹。所谓培养复合型人才,即采取双语专业等模式来培养学生。这么做有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其今后的就业奠定坚实基础。我们提出,应用文科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可以再学习一门外语;英语专业的学生在主修英语的同时,可以辅修其他应用文科专业。此外,我们还提出对非英语专业的外语类专业学生实行双语培养模式,例如,日语专业的学生可以辅修英语。

外交部对上外首创的这种培养模式是非常赞同的。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探索,上外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受到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后来,国内的许多同类院校都陆续采用了这种培养模式,上外成为了外语类院校外语教育教学的范本。

1994 年,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上海外国语学院正式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全国外语类院校中,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是最早一批更名的,校名的更改反映出学校已经从单一学科的外国语学院过渡到了应用型多学科的外国语大学。

于:1996 年,上外通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成为了入选“211工程”的全国重点大学。迄今为止,全国外语类院校中只有上外和北外两所“211工程”院校,这为上外在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戴:1996 年,上外提出入选“211工程”的申请。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了相关团队到学校进行预审。当时一位评审专家说道,在众多外语类院校中,上外的办学质量、学生素质和师资水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办学的硬件条件相对较弱。当时,国家的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相当一部分经费需要学校自己创收来解决。在上外入选“211工程”之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学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上海市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再加上上外自身的不断努力,虹口校区的办学条件很快就得到了改善,现在的一号楼就是用上海市政府拨付的资金建造起来的。

于:1993 年,上外进行了第二次重大改革,即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率先试行招生收费制度,这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史上具有无可置疑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为1997 年全国高等院校全面实行入学收费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创造了样板。请您谈谈这个事情的经过。

戴:很多人都不知道,和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也一直是免费的。教育要改革,收费方面的改革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挑选了三所大学作为试点,上外便是其中之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上外真正跨出了招生收费制度改革的步子。当年跨出这一步需要莫大的勇气,学校领导力排众议,团结师生,达成共识,上外成为了高校收费改革的先锋。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上外带头收学费,很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学校的生源。那时老百姓的收入跟现在是不能相比的,2500 元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学校认为,收费改革的重点不是在“收费”,而是在“改革”上,收取了“高昂”的学费之后,学生、家长、社会都会要求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出台一系列的改革配套措施,以支撑收费举措。随着人才培养改革方案的落实、奖助学金的设立,学校不仅履行了“实行招生收费后,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位优秀的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而失学”的承诺,而且在生源质量方面也有所突破。上外收费改革取得的成功得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上外曾两次被指定在部属高校校长书记咨询工作会议上分享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上外为参照,众多高校迈出了招生收费改革的步伐。1997 年,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全面实行。

于:2001 年,上外迎来了第三次改革——建立松江校区,这是上海高校改革的重大举措。现在上海的很多高校都在上海郊区建立了新校区,松江大学城是规模较大的大学园区之一,上外是第一所进驻松江区的高校。建立松江校区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定,请问当时是如何作出这一决定的?

戴:非常感谢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高等教育办学的大力支持。进入新世纪以后,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松江区建立大学园区。原本第一所进驻松江区的学校不是上外,而是另一所学校,但是他们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市委、市政府找到我们,希望上外能够带头在松江区建立新校区。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都很支持建立松江校区的决定,但这在教师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多数教师都不愿意去松江,他们觉得太远了。松江校区距离虹口校区有50 多公里,当时上外有商品房的教师几乎都住在虹口校区周边,没有商品房的就住在教师宿舍里。虹口校区规模很小,如果不建立松江新校区来扩大办学空间的话,将来在面对语言文学类语种竞争、应用文科类型增加等情况时,上外很可能会因此遭遇困境。为了学校的发展,我们决心要建立松江校区,于是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跟每一位教师说明原因。除了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外,我们也尽力给教师们争取了一些经济上的补贴,如课时费、交通费等。后来,松江校区在我们的殷殷期盼中终于落成。2003 年,教育部启动了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 号),普通高等学校必须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如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均占地面积等,这些指标是衡量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核定年度招生规模的重要依据。当时我们真是有些后怕,因为当年虹口校区办学空间不足,一些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无法达标,如生均占地面积等,如果没有建立松江新校区的话,这个评估上外将无法通过。有些外语类院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推迟了评估,他们要先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松江校区建成后,多位领导曾到松江校区视察,对松江校区的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

于:您在担任上外校长和党委书记期间在教育部有许多兼职,如外指委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学部委员暨语言文学学部召集人等。您连续担任了三届外指委主任委员,一直到2013 年因为年龄原因退出,前后共20 多年。请您谈谈当时在外指委的工作经历。

戴:1985 年,我进入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当时的领导是北外的许国璋教授和王佐良教授。1992 年,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改建为外指委,我担任第一届外指委的英语组组长,胡文仲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后来,我担任了第二、三、四届主任委员。外指委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与时俱进地指导外语教学。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在许国璋教授的领导下,我们编写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后来在实际使用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对大纲作了相应的调整,制定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20 世纪90 年代初,在许国璋教授的支持下,我们开始组织实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主要目的是检查英语专业的教学质量和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英语专业四、八级教学测试的实施对英语专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外语专业教学测试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后来,其他外语专业,如日语、法语、德语、俄语等,都开展了四、八级教学测试。20 世纪末,国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们邀请了西部外语类院校来参会研讨,四川外国语学院就西部外语类院校应如何进行改革发表了看法,提出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育计划等进行修订。21 世纪初,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邀请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相关专家就外语类院校应如何适应国家入世后的需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于:刚才您提及其他外语专业,如德语、俄语等,都开展了四、八级教学测试,这些都是通用语种。那么,外指委除了指导通用语种外,是否还指导非通用语种呢?

戴:是的,外指委也指导非通用语种。20 世纪90 年代,非通用语种的发展面临困境,因为当时非通用语种的使用面比较窄,招生和就业都有些困难。为促进非通用语种的发展,外指委配合教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我们的努力争取,教育部同意在经济上为非通用语种教师提供一定的补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非通用语种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保障。此外,通过我们与多方的积极沟通,教育部在全国多所院校中建立了非通用语种的本科教育基地,进一步推动了这些院校非通用语种的发展。上外、北外、广外、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都建立了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于:现在看来,当年为非通用语种的发展付出的诸多努力正好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相通之处。

戴:是的,不过我们当时没有看得这么远,当年我们期盼的是稳定这支队伍,通过建立基地,推动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于:2000 年,教育部批准下发了由外指委主持制定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部《大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影响深远,2018 年教育部发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就是在《大纲》基础上制定的。

戴:当初制定《大纲》时,我们邀请了很多国内知名专家,如何其莘、秦秀白、黄源深等。他们非常认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调研和论证。这部《大纲》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提出了要培养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的复合型英语人才的目标,这一观点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大纲》是《国标》制定的基础,是《国标》的前身。《国标》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全国各个学校应在《国标》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建校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和组织外语教学活动。

于:我们在梳理材料的时候发现,外语教学“一条龙”理念大致出现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您曾主持过全国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课题,对该理念的研究颇有建树,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戴:1998 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外语教学“一条龙”会议。外语教学“一条龙”理念的提出旨在解决外语教学中存在的费时低效和分割重复两大突出问题。2001 年,北外召开了第三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会上,我对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进行了阐释。后来,我将发言稿整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一文,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当年第5 期上。

我对外语教学“一条龙”理念的关注主要源于我参与编写教材的经历。当时,我参与了上海市教材编写工作的一、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时间跨度很长,包含各个学科,我主要参与的是其中的外语教材改革部分(包括小学和中学)。此外,我还参与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高职高专、中专等教材的编写工作。通过参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教材编写工作,我深刻体会到外语教学应该建立“一条龙”的发展体系,以提高教学效益和质量。外语教学“一条龙”体系的构建是我国外语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其核心是统筹规划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建成之后,我国的外语教学将实现从小学教育,或者更早一些,即学前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的顺利衔接。

由于当年条件所限,外语教学“一条龙”体系的构建曾遇到过不少困难。现在的情况不同于当年,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人们的教育理念越来越新,外语教学改革的条件越来越成熟。目前,国内已经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例如,2016 年,获上海市教委批准,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以下简称英语教学基地)在上外成立,由束定芳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英语教学基地是上海市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肩负着上海外语教学走在全国前列、影响世界的重任。该基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研制上海市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审定或参与编写上海市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以及承担上海市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师教育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英语教学基地的发展遵循开放、融合和协作的模式,除了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外,还邀请了国外知名专家参与其中,比如Rod Ellis教授、Brian Tomlinson 教授等,并与上海当地多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共建关系。我相信,在新时代背景下,束定芳教授领衔的英语教学基地肯定会再结硕果、再铸辉煌。

于:上海的外语教育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作为中国外语界的知名学者,您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外语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轨迹,还亲自参与和主持了一些重大改革项目,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认为,新时代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呢?

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真思考如何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特别是外语本科教学质量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科教育是大学的立校之本,目前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存在一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多下功夫,多做研究。我简要谈谈两点想法:第一,应加强外语教师队伍建设,做好以老带新工作。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青年教师精力充沛、朝气蓬勃,但在教学经验上可能有所欠缺,因此应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多多学习宝贵经验,而老教师则应尽力解答,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第二,应开阔学术眼界,关注国外理论,引进先进理念。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本土化,使理论适合我国国情,真正有效指导我国的外语教育教学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交流的工具、沟通的桥梁,语言先行的意义不言而喻。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必须全面对接国家政策,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于:您从上外毕业留校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上外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工作,教授过不同阶段的课程,担任过班主任和导师,培养了近百名博士生。请您谈谈培养博士生的一些感想。

戴:我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带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多为博士生,有统考博士生,也有同力博士生。我带研究生最大的体会就是,作为导师,要担负起责任,对学生负责,把学生带好。导师要做到自律,这点非常重要。此外,导师也要虚心向学生学习。一名导师指导上百名学生,你所了解和掌握的理论知识或实践技能不可能强于他们整体,因此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要虚心向学生学习。一方面,导师要给学生树立榜样,激励学生潜下心来,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导师既要有威信,也要能放下架子,这样才能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此外,在学生潜下心来学习的同时,导师也应当潜下心来好好指导学生,只有双方互相配合,才能顺利地完成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和论文工作。

于:作为您的学生,我觉得老师的确践行了您上述的观点。回想求学这几年,您尽一切可能为我们提供最好的学习资源,鼓励我们在学术上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您为我们的学术专著作序,希望我们的学术成果能为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在您培养的近百名博士生中,有很多已经是外语界的领军人物或中坚力量,这和您当年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作为您的学生,我们备感荣幸。2019 年12月,上外将迎来七十周年校庆。作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一辈上外人,请您谈谈您对上外的感情。

戴:我是1958 年考入上外的,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从教学角度而言,我教过本科生的绝大部分课程,后来也指导了研究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我这一辈子都在上外从事教学工作,对学校充满了感情。如果说我在外语教学上做出过一点点贡献的话,这首先要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上外对我的培养,母校的哺育深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此外,一直以来,学生给予我的支持也令我非常感动。我教过的很多学生一直到现在都与我保持着联系,我们师生间的感情非常好。我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可谓受益匪浅。我希望上外以后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上外通过“双一流”建设,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外国语大学。

于:最后请戴老师给青年教师和学生一些美好的寄语。

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国家需要我们培养更多高质量、复合型、国际化的外语人才。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求学期间能够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努力成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希望我们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能够对标国家发展要求和外语学科发展要求,不断提升自我素质,努力成长成才,更好地为国家战略服务、为外语学科服务,更好地为我们所在的学校服务,做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为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吧!

于:非常感谢戴老师!

A Six-decade Career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plete with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Attainments: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ai Weidong

YU Hanjing1,DAI Weidong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2.President’s Office,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Professor Dai Weidong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 pathway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He emphasizes that the reform of highe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He also advocates that you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discipline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nd talents.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foreign language reform;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H319;I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19)04-0002-05

收稿日期:2019-06-19

作者简介:于涵静,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复杂动态系统理论。邮箱:hjyu@dlut.edu.cn。戴炜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社会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等。邮箱:wddai@shis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