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观

何 伟,高 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生态语言学的缘起、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明晰其现存问题,从而为其发展指明方向。研究发现,早期语言学家对语言多样性及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为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逐渐形成。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地域不断扩大、范式趋于融合、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仍存在研究对象不尽明确、研究方法尚不系统、研究范围边界不清等问题,有待学界的共同关注。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缘起;发展历程;研究现状;现存问题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19)01-0001-12

收稿日期:2019-02-01

作者简介: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英汉对比、生态语言学、话语分析和翻译研究。邮箱:francesweihe@bfsu.edu.cn。高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话语分析。

一、引言

生态语言学发展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背景各异的学者秉持对语言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共同关注,将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结合起来,尝试通过对语言之间关系的研究、语言系统及语言使用方面的研究,来解决语言象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认知心理环境中的生态问题。这种多学科间的融合使生态语言学具备了交叉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但也为其学科内涵的定义、研究范畴的界定造成一定困难。与其他语言学派相比,生态语言学还存在一些新兴学科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研究对象不尽明确、研究方法尚不系统、研究范围边界不清等。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生态语言学的缘起、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明晰其现存问题,从而为其发展指明方向。

二、生态语言学缘起

伴随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在人类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的同时,人口压力、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研究生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生态学(Ecology)(Haeckel 1866)——应运而生。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生态学观点及视角开始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生态”这一概念也已从最初的生物生态、环境生态延展到语言生态、人口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等。可以说,任何与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及非生物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活动都与“生态”二字密切相关。而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同样也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在19世纪初期,普通语言学奠基人、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Wilhelm von Humboldt 在进行“总体语言研究”时,从哲学角度出发关注语言本质、语言内在形式及语言类型等问题,将“探究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作为普通语言学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洪堡特 1836/1997)。Humboldt(1811/2001)认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的内在需要,语言的特性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和活动感知方式的不同(洪堡特 1829/2001);语言像人一样会经历产生和死亡的自然进程,但消亡的语言并非失去“生命”,而是通过混合产生了新的语言(洪堡特 1836/1997)。由于Humboldt 更多关注语言差异对人类认知层面及精神发展造成的影响,将语言的消亡看作是一种必然过程,因此并未产生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意识。一个多世纪后,受Humboldt 语言和文化具有多样性观点的影响,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Edward Sapir(1912)对多种语言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超越语言在结构、语音系统以及词义等层级的描述,对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建立进行了初步尝试。值得注意的是,Sapir 所提及的环境(environment)不只停留于其生态意义(ecological meaning),而是更强调物理和社会环境(physical and social surroundings)。他认为,词汇是最能反映说话者环境特征的语言因素,它不仅能反映说话者所处环境的地形特征、文化背景的复杂性,还能反映受地形和文化所影响的人类的兴趣倾向。一百多年来,无论是Humboldt 关于人类语言的哲学思想,还是Sapir 对于建立语言与环境关系的初步尝试,人们都在思考语言多样性以及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努力为语言学家进行语言生态研究以及积极探索语言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有效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 70年代,Einar Haugen 在奥地利(Burg Wartenstein,Austria)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用动物、植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来类比语言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并用“ecology of language”一词——也称“language ecology”——来表示语言生态,即对语言与多语社团(multilingual community)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的一种新型生态学研究。1972年,Haugen 将这一术语收录进其论文集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并进一步将“language ecology”定义为“任意一种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Haugen 1972:57),这里的“语言环境”指语言实际被使用、被解码的社会环境。Haugen(1972)认为,语言生态的一部分是心理的,表现在双语者和多语者思想中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的相互作用关系;一部分是社会的,指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然而,Haugen 并不是第一位将生态概念与语言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学者(Fill 1993;Steffensen 2007;Eliasson 2015)。在此之前,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Carl Voegelin 等人(Voegelin & Voegelin 1964;Voegelin et al.1967)曾使用“linguistic ecology”一词表达“语言生态”概念,认为语言生态是 “从独立存在的单一语言转向相互联系的多种语言的研究”(Voegelin & Voegelin 1964:2),强调对一个特定地区中所有语言的全面关注,如Voegelin et al.(1967)对美国西南部多种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以及Peter Mühlhäusler(1995)对殖民化、西化与现代化影响下的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与生物的多样性进行考察等。

1985年,法国语言学家Claude Hagège 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演变与进化以及语言的退化与消亡等问题,并发现19世纪的许多语言学者被生命科学激发的强劲思潮所吸引,开始将生物学研究的模型和术语运用到人文科学上(海然热 2012)。Hagège 在《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一书中提出“écolinguistique”(ecolinguistic)一词,认为其“专门研究经过文化加工的‘天然’参照物怎样进入语言,例如方向、地理特点、人类的栖居方式或宇宙因素等”,即探索自然现象与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后被翻译为“环境语言学”(海然热 2012:261)。这也是学界最早使用“ecolinguistic”这一术语来表述与语言和自然相关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Hagège 认为,人们在用语言谈论世界的同时,也对世界加以再造。这一观点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家M.A.K.Halliday(1990)所提出的“语言建构世界”的观点不谋而合。在1990年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Halliday 针对语言系统与生态因素发表了以“意义表达的新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 ”(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为题的主旨报告,对语言系统之于某些生态现象的不合理表述进行了批评,表达了对语言学研究在解决生态问题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关注。他将语言对世界的影响描述为“系统与事件之间的辩证法”(Halliday 2001:186),认为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语言主动建构现实”(Halliday 2001:196),强调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歧视(speciesism)、环境污染、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不仅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语言学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同时期在国内,李国正(1987,1991)将语言置于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研究,开始运用生态学原理研究汉语问题,在了解多层次、多功能的语言基础上,引入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继而提出“生态语言系统”概念(李国正1991:35)。他将语言系统的生态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将汉语分为五种不同的生态类型,并提出了生态汉语学的研究方法,如系统分析法、实验法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language ecology 或ecology of language)或“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或ecological linguistics)为主题的著述,如此一来,生态语言学的学科理论框架逐渐丰富起来(范俊军2005)。

此外,一些德国学者(Mackey 1980;Finke 1983;Fill 1987;Trampe 1990;Mühlhäusler 1992,1995)将此类生物生态学与语言学的概念、原理相结合的研究称为“ecological linguistics”。国内许多学者(范俊军2005;韩军2013)将“生态语言学”与“语言生态学”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它们指代同一学科(黄国文2016)。“在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有学者提出使用‘eco-linguistics’作为语言与生态关系问题研究的统称。”(何伟 2018:11)这表明,无论是“语言生态学”还是“生态语言学”,尽管在不同研究范式中各有侧重,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一词更能体现该类研究是一个具有超学科属性的、统一的学科。

三、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

生态语言学兴起至今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0—2001年,以Haugen 首次提出“语言生态”为起始点,至Alwin Fill 和Mühlhäusler为推动学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系统回顾30年来不同领域生态语言学的思想,主编《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2001);第二个阶段是 21世纪以来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许多新兴学科的出现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加之生态语言学过去30年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不少语言学家也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哲学思想在生态语言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呈现出继往开来的特点。

(一)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

“生态语言学始于一个隐喻”(王晋军 2007:54)。Haugen(1972)提出的“语言生态”概念开创了语言学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的新模式。20世纪80年代,基于Haugen 的语言生态隐喻思想,许多学者开始将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和原理以不同的方式用于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现象研究(Fill 1998),少数民族濒危语言逐渐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表现在有关太平洋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语言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例如,William Mackey(1980)将Haugen“语言的生态学”发展为“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一部分人放弃了本族的母语而转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其是不同语言之间功能竞争的结果。的生态学”,并提出语言学家区分语言形式和语言行为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语言和语言使用都与社会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Norman Dension(2001)通过研究欧洲语言多样性及近年来它们的生态变化进一步证实了生态隐喻思想的适用性,明确提出语言生态离不开语言经济(language economy)(Weinrich 1990),以及“语言种类的保护是否应与濒危自然物种的保护并驾齐驱”的问题(Dension 2001:77)。此外,Dension(2001)还指出语言生态隐喻思想具有一定局限性:自然生态是有生物居住的,因此它们显然是有界的(bounded)自然种类,但语言的边界并不明确,且互通性很强,这就给语言的生态研究造成了不确定性。

Haugen 的语言生态隐喻思想奠定了生态语言学的第一种主流研究范式,主要涉及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哲学等学科领域,被称为“豪根模式”“隐喻模式”或“语言的生态学”(Fill 2001;范俊军2005;韩军2013)。在此研究范式之下,许多语言学家从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入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1)对语言生态现象的原因剖析,如通过研究少数民族语言,阐析为何有些语言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另一些语言却得以幸存(Krier 1996),Bastardas-Boada(2018)还通过关注“语言可持续性”(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强调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联系。2)对语言环境、语言生态系统的理论建构,如Harald Haarmann(1980,1986)建立了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因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Peter Finke(1983,1996)用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转指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和文化系统,将生物生态和语言进行比较,指出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如同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对生命创造力的威胁,对语言的不合理使用造成了语言的濒危和消亡;Wilhelm Trampe(1990)继承了这一观点,指出语言的生态系统由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环境构成。近年来,还有生态语言学家将语言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政治活动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生态环境(symbolic ecology of language)(Steffensen & Fill 2014)。Skuttnabb-Kangas & Phillipson(2018:11)关注语言人权(linguistic human rights)和语言权利(language rights),认为个人和团体有权利使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和接受教育,语言像个人或团体一样具有“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同样也享有相应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推动了语言与生态的研究,语言学家开始探索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尝试将语言作为环境问题解决方式中的一种。Halliday(1990/2001)首先关注到语言以及语言学在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语言与增长主义、等级主义(classism)和物种歧视之间的关系,劝告语言学家不要忽视自己的研究对象(语言)在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中所担当的角色。Halliday(1990/2001)认为,语言不仅能反映世界,还能够建构世界,同时也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因此,人们对世界的许多不合理认知都来自于语言系统(或语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欧洲通用语种(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简称SAE)将“物”分为两个类别,可数与不可数。在表达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物时,所选择的词都是无界的(unbounded)、不可数的,如 air、water、soil、coal、iron、oil 等,语言使用者只有通过“量化”的方式才能将其表达为有界的,如a barrel of oil、a seam of coal等。当全球资源短缺的问题逐渐显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上的资源大多都是不可再生的、有限的,而不是如语言系统所描述的那样。

2)在选择表达事物性质的等级词时,人们大多使用高程度词(positive pole)。例如,在提问时使用“How long/tall/far is it?”(它有多长 /高 /远?),而不使用“How short/near is it?”(它有多短 /矮 /近?)。并且,数量的等级表达通常与性质的等级表达相一致,如“bigger and better”。这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多’越‘好’”的增长主义已经内化为人们的认知,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节制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

3)在及物性系统中,过程参与者的类别可根据其是否有发起该过程的潜质来判断,即他们有多大可能性去发起这个动作或造成这个事件的发生。例如,“人”通常是主动的施事,而非生命体通常是被动的受事。只有在“灾难语境”中,非生命体才可能作为施事隐喻出现,如“The earthquake destroyed the city”。由此可见,语言系统使我们很难意识到非生命体(自然)能够作为事件的主动参与者,继而忽视了潜在的环境破坏因素。

4)在代词系统中,有意识的用he/she 表示,无意识的用it 表示。而且,无意识的事物可以作为信息的来源,但不能反映思想(idea),不能与think、believe、know 等表达认知心理过程的动词连用。这种人类特权地位造成了“我们”(ourselves)与其他创造物之间的割裂,使我们很难接受地球是一个与我们有着共同命运的生命体。

由此可见,人类不仅将语言作为中介来反映和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也通过语言来构建世界。这种“人类头脑中对世界的认知”被Stibbe(2015)称为“故事”(story):不同生存背景下的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不同,由此而形成的生态理念和对待生态环境的方式也就不同。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和人类享有特权地位的思想意识已经内化在语言系统中,这对人类形成良好的生态理念以及环境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阻碍作用。

Halliday 对于语言在环境问题中作用的思考为生态语言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被称为“韩礼德模式”“非隐喻模式”“环境的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Fill 2001;范俊军 2005;韩军 2013)。“韩礼德模式”主要涉及生态学、语言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宗教研究、心理学、哲学以及其他多种领域,重点关注语言对生态所产生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积极的、和谐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对待能产生积极、有益作用的语言需要鼓励和提倡,而对待产生破坏性作用的语言则需要抵制和改进。

基于“韩礼德模式”,语言学家开始对语言和语言实践(语言系统和语篇)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进行批评性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路径:

一是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对有关环境的文本进行分析。例如,通过对文本中主动、被动、作格结构的分析(Gerbig 1993)或对施事、受事的分析(Alexander 2018),可以看出不同利益群体在描述环境问题时的侧重点和规避点。Andrew Goatly(1996:55)还指出,删除施事或受事可以通过名词化(nominalization)的方式来实现,以此来弱化人们对受影响对象的关注(Fill 1998)。

二是从生态角度对语言系统进行批评性分析。除Halliday(1990)对语言系统的批判之外,Trampe(1991)通过对比工业化农业和传统农耕农业中的语言现象,对工业化农业语言中表现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重商主义”(commercialism)进行批判,认为语言反映世界不能只从人类视角出发,还要关注自然对人类及其商业活动的作用。Goatly(1996)认为欧洲通用语种中分化的语言系统不符合现今世界整体化的生态思想,主要表现在:及物性分析将现实世界划分为施事、受事和环境成分,不适于表现当代科学理论或盖亚理论(Gaia theory)指整个世界或盖亚宇宙(如生命、温度、氧气、岩石、大气和水等)组成一个完整的巨大机体,它们可以实现内部的自我平衡(Lovelock 1988)。;参与者角色中对施事和受事的划分表现了一种错误的单向因果关系,不符合当代科学理论“多向”“互为因果”的特点;将施事、受事参与者角色与环境成分分化,由状语表达的环境成分通常被边缘化,暗示“环境”既没有能动性,也不会受到影响。因此,Goatly(2007)提出“协和语法”(consonant grammar),也称“绿色语法”(green grammar),即用作格分析法激活在及物性分析中被边缘化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动作过程的参与者,从而加强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重视。

三是从生态角度对社会热点话题文章或环保类话题广告中的非生态特征进行批评性分析。例如,Fill(2000)通过分析TimesNewsweek 中有关环境问题的广告发现,广告中使用越多“绿色”语言,实际大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低,从而揭示了部分广告语篇背后虚伪的环保意识;Mary Kahn(2001)在描写动物实验的科学语篇中发现,全文仅在致谢部分使用代词“I”“We”以及主动语态,正文均使用被动语态,这种语言使用习惯表明人们在潜意识中并没有将动物作为与人平等的生物对待。

在以上三种研究路径中,第一种和第三种属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第二种属于批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研究内容。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生态语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侧重于具体语言的使用,通过批判话语或文本中的词法、句法和语用,揭示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生态语言学中就是生态意识;而批评生态语言学侧重于对语言系统中非生态特征的批判(Fill 1998;Fill & Mühlhäusler 2001;范俊军 2005;王晋军 2007),如名词的可数与不可数之分、代词的用法以及语法系统的描写等。Stibbe(2015)提出的批评生态语言学这一概念,从批评性角度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话语”,通过改变语言系统的模式和语言使用方法,使其更加适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相比而言,“豪根模式”关注的是语言生态本身,“语言”与“生物”具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在生态系统中起到同等作用;而“韩礼德模式”则注重语言对生态环境所能造成的影响,对话语和行为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进行分析。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二者并不排斥,关系互补(Fill 1998),在促进不同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二)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

自生态语言学兴起以来,经过国内外学界的共同努力,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学会组织、学术网站、学术期刊以及论文集大量涌现,国际学术会议定期召开,国内外高校也开始逐步推进生态语言学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多种层次人才的培养。

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学会组织逐渐遍及全球。就国外而言,1990年,丹麦学者Jørgen Døør 和J ørgen Christian Bang 在丹麦创立了一个生态、语言和意识形态研究小组,但自2012年起,这个小组更名为“人类互动中心”(Centre for Human Interactivity),从认知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研究人们的认知如何塑造事件以及人类行为的结果对生态产生的影响,其组织者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将“生态语言学”作为组织名称的一部分;1996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成立生态语言学分会;21世纪以来,生态语言学的倡导者专门成立了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语言与生态科学委员会;2004年,Stibbe 初步构建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组织框架,该组织于2017年1月正式成立,目前拥有1000 多名成员;此外,目前较为活跃的巴西“生态语言学团队”拥有220 名成员,已出版12 本生态语言学书籍,并发表多篇期刊文章。在国内,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于2017年4月成立,每年召开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讨会及国际生态语言学会议,并组织生态语言学研修班。

与此同时,有关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三个网站也相继建立并完善,包括语言与生态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ewi.uni-graz.at/ecoling/)、生态语言学网站(http://www.ecoling.net/)和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网站(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国内外学者可以在网站中查找有关生态语言学的参考书单、生态语言学发展最新动态,还可以进行生态语言学的在线课程学习。目前,国内外以生态语言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期刊较少,如Stibbe 和Fill 共同主编的在线网络期刊 《语言与生态》(Language and Ecology),致力于探索与生态相和谐的语篇,以及葡萄牙语期刊《生态语言学:巴西生态语言学学刊》。然而,国内外不少期刊都致力于通过专刊或专栏的方式进一步推广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如Routledge 出版的《世界语言学刊》(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以及国内多种期刊。此外,有两本论文集收录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的有关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文章,内容齐全,涉及生态语言学的多种研究方法:一是《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Fill & Mühlhäusler 2001),二是 《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Fill & Penz 2018a)。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语言学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研究地域逐渐扩大。生态语言学研究始于欧美国家,现已扩展到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逐渐演变为一种全球性质的意识形态和活动(Fill & Penz 2018b)。2)研究范式趋于融合。生态语言学目前拥有两个主要研究范式——Haugen 隐喻范式和Halliday 非隐喻范式,而Steffensen & Fill(2014)提出,生态语言学研究没有必要区分隐喻和非隐喻范式,两个范式可以通过自然化的生态语言观融合在一起,以解决人类生态问题。3)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生态语言学自兴起以来借鉴了多种理论,不同学科背景的语言学家为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由于生态语言学以解决生态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其借鉴的语言学理论是功能取向的,例如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表现在研究的实际手段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及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语言搜集和记录。

21世纪的生态语言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积极融合多种学科及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了两大研究范式:“隐喻模式”下发展了官场生态话语分析等,“非隐喻模式”下发展了“哲学模式”(philosophical model)(Fill & Penz 2018b)、“文化外交模式”(何伟、魏榕 2017a,2017b,2018a)以及生态话语分析(辛志英、黄国文2013;黄国文、赵蕊华2017;何伟、张瑞杰2017;何伟、魏榕2018b)等,研究方法逐渐从定性研究转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Chen 2016;连佳欣2018)。此外,Steffensen & Fill(2014)还关注到,由于语言生态环境的界限十分模糊,根据不同学者对语言生态环境的不同解释,目前学界研究可分为四类:1)语言存在于象征性环境(symbolic ecology)中,即研究多种语言或符号系统在同一地理区域中或同一社会制度下的共存关系;2)语言存在于自然环境(natural ecology)中,即研究语言与生物或生态系统(如气候、地形、动物等)的关系;3)语言存在于社会文化环境(sociocultural ecology)中,即研究语言与塑造言语社团或说话者环境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关系;4)语言存在于认知环境(cognitive ecology)中,即研究语言是如何通过生物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来实现的。Steffensen & Fill(2014)认为,语言的生态环境应涵盖以上四种类型,并提倡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unified ecological language science),即不区分“隐喻模式”和“非隐喻模式”的研究范式,将语言与自然看作统一融合的整体,并通过将价值观与意义融入生态结构来延展人类生态环境,因此也称为“延展性生态假设”(Extended Ecology Hypothesis)。

基于“隐喻模式”的研究大多关注语言的生存发展状态,语言多样性及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范俊军 2007;张东辉 2009;文兰芳 2016),语言世界系统,语言的生存、发展及消亡,濒危语言的保护(徐世璇 2002;徐世璇、廖乔婧 2003;范俊军 2006;范俊军等 2006),以及语言进化等热点问题。还有学者(祝克懿 2013;祝克懿、殷祯岑 2014;殷祯岑、祝克懿 2015)采用“隐喻模式”对官场话语进行生态分析,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分析官场话语的内涵、特征及特殊运作机制,并从生物环境、社会环境及精神环境三个方面勾勒出官场话语的生态位体系,为人们准确理解官场话语提供了有效策略,同时也为生态语言学与话语分析的结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基于“非隐喻模式”的研究大多关注对语言中生态性的分析。基于Stibbe(2015)的研究,话语可分为三类: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模糊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和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推广有益性话语、改善模糊性话语和抵制破坏性话语,从而构建有益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生态语言学界主要发展了两种生态话语分析模式,即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与生态积极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Goatly(2007)将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分为传统的批评话语分析与替代性批评话语分析(alternativ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后者更聚焦生态与环境,关注言语社团中的所有人,比前者具有更积极的态度。他(Goatly 2018)进一步提出了侧重文学批评研究的“生态文体学”(ecostylistics),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话语中对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表征,对其中的不合理表征进行批判,进而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关系表征体系。Richard Alexander(2018)还将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通过分析大型跨国商业机构关于环境问题的语篇,揭示他们话语中的非生态因素以及对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Stibbe 对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的生态语言学模式都进行了探索。他(Stibbe 2014,2018a)认为,生态语言学家在用传统批评话语分析框架进行话语分析时对话语的语境进行了扩展:不仅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关注到人与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更大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仅考虑到社会层面的不合理现象,还考虑到生态层面的不和谐之音。此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之后,Stibbe(2018b)提出,生态语言学界不应只对语言进行消极批评(negative critique),也应关注话语中对生态持积极态度的研究,提倡盲目增长不如稳定发展、征服自然不如尊重自然等积极有益的生态理念,将James Martin(2004)积极话语分析的理论运用到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同时为传统话语和地方话语(如自然写作话语和诗歌)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从生态语言学视角来看,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不同,前者旨在揭露隐藏在语言背后不公平、不可持续的破坏性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生态环境保护之中,还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人际交往等各种生态系统之中,从而引导人们抵制破坏性话语;后者旨在倡导并鼓励对生态系统有益的话语和行为,从而引导人们推广有益性话语。在此之前还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积极生态话语分析,如Goatly(2000)对比诗歌和新闻报道两种文体关于自然的语言表征,Alexander(2003)对环保运动者的演讲进行积极话语分析,以判断其中生态特征的表征。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分析经历了从对生态话语的分析(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到对任何话语的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的发展过程(Alexander & Stibbe 2014)。何伟、魏榕(2018a)以及何伟(2018)指出,尽管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话语的生态分析,然而,生态话语分析应自成体系,应被界定为一种新的话语分析范式。与其他话语分析范式相比,生态话语分析有着宏大的目标与明确的价值观导向(何伟、魏榕 2018b),其研究对象既可以是与环境相关的话语(赵蕊华 2016;郑红莲、王馥芳 2018),也可以是对其他任何话语的生态取向的分析,如诗歌话语(黄国文 2018)、小说话语(尹静媛 2016)、广告话语(戴桂玉、仇娟 2012;何伟、耿芳 2018)、政治话语(常军芳、丛迎旭 2018)以及媒体话语(杨阳 2018;袁颖 2018)等。换言之,生态话语分析的范围既包括“人与自然”类型的话题,使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涵盖“人与社会”类型的话题,尤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何伟、魏榕 2017a,2017b,2018a),并最终促进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在“非隐喻模式”内部,许多学者还尝试将自己研究的学科领域与生态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而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例如,辛志英、黄国文(2013)以及黄国文(2017)将具有普适性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联系起来,尝试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建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此后,生态话语分析模式(何伟、张瑞杰 2017)、国际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何伟、魏榕 2017a)、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人际意义系统(张瑞杰、何伟 2018)等相继构建起来,为生态语言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哲学观对人们的生态理念、生态话语与行为有着指导作用,是语言影响思维和行动的内在机制(deeper mechanism)。因此,无论是隐喻模式还是非隐喻模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都需要在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进行。针对各种生态系统,学界有不同的生态哲学观表述。比如针对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和平观”(Mowat 1935),针对农业生态的“天人合一”生态观(张壬午等 1996),针对自然- 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观”(Baker 2006),针对语言象征生态系统的“语言生态伦理观”(潘世松 2014),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活”(Living)哲学观(Stibbe 2015),针对中国语境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系统的“和谐”生态观(黄国文 2017),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生态场所观”(何伟、张瑞杰 2017)等。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是为了特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而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应有基本的共性。因此,本文认为生态哲学观的表述应会逐渐统一。何伟、魏榕(2018b)针对国际生态系统提出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具有高度概括性,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生态哲学观。

此外,从Stibbe(2015)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来表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来看,生态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之间也存在可相互借鉴之处(王馥芳 2017):认知语言学能够为生态语言学提供理论分析工具,从而夯实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而生态语言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认知语言学的意义构建研究。

四、生态语言学研究现存问题

通过以上对生态语言学缘起、发展历程的回顾以及研究现状的综述发现,生态语言学已成为一门学科,不过,仍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研究对象不尽明确。传统的两大主流研究范式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隐喻模式”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热点问题,如语言的生存发展状态,语言多样性,语言世界系统,语言的生存、发展、消亡,濒危语言保护,语言进化,语言活力,语言规划,语言与现实世界的互变互动关系,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等(黄国文 2016);“非隐喻模式”主要通过研究语言或语言系统探寻其在生态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21世纪之后的研究突破了环境问题的局限,转而关注语言在人类与其他生物及环境之间生命可持续关系中的作用,因此涵盖了影响生命可持续关系的所有问题(何伟 2018)。然而,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存在割裂现象,即二者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性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另外,Steffensen & Fill(2014)提出的“延展性生态假说”以及 Cowley(2017)提出的“根性生态语言学”(Radical Ecolinguistics)并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难以展开具体研究。

2)研究方法不系统。“隐喻模式”通常使用录音、录像等方式来记录和研究语言,然后对所获数据进行转写、建档、评估和分析,近年来科技的飞速发展为语言生态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现代仪器,如超声仪、核磁共振仪、电子声门仪等。“非隐喻模式”通过描写和分析语言,主要对语言进行定性研究,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定量分析对生态语言学研究进行综述。Steffensen & Fill(2014)将语言和自然当作统一的整体,将符号生态学、自然生态学、社会文化生态学以及认知生态学这四种研究路径进行融合,倡导语言生态研究整体化。Cowley(2017)主张通过语言研究提高人们的生物生态意识,将语言世界和非语言世界通过“语言使用”(languaging)连接起来。由此可见,目前生态语言学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探究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这种关系将其进行融合,是生态语言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

3)研究范围边界不清。由于“生态”概念的泛化,任何能够发生相互作用关系的要素都能构成一种“生态系统”,由此推动了许多学科的生态学化,例如生态翻译学、生态教育学(或教育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诗学、生态心理学等。然而,不同学界对于生态化学科术语的理解不同:生态翻译学被界定为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翻译理论形态,是一种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而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胡庚申 2008);生态美学被看作是生态学和美学相结合而成的新型学科,但由于其尚在形成过程中,还不具备独立学科的特点,只是一种发展中的美学理论形态;教育生态学被看作是教育的边缘学科,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规律。由此可见,学界对于生态化学科属于一门独立学科、下位学科还是研究理论或方向看法不一。我们认为,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其具有超学科属性(何伟、魏榕 2018c),但是研究范围应该是有界的,目前能够确定的研究范围涉及 “从生态的视角探讨环境对语言的影响以及从生态的视角揭示语言对环境的影响”(何伟 2018:12)。“生态”作为一个概念可以被泛化,但“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能被泛化的。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生态语言学目前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学界共同关注和努力:在统一的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通过对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探讨,逐步确立适合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统一框架、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及清晰的研究范围,并致力于各种生态问题的解决,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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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Ecolinguistics

HE Wei,GAO Ran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State Language Capacity/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key current research issues of ecolinguistics,and hence to define its direction by outlining its origination,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It is found that early studies of language divers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rise of ecolinguistics.Since 1970s,the Haugen Model and the Halliday Model have gradually come into being.For the time being,the study of ecolinguistics is indicative of a trend of expansion of regions,integr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diversification of theories,research methods and unification of ecosophies.However,as a new discipline,ecolinguistics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with research subjects,methods and scope,which are probably the main urgent issues for ecolinguists to address.

Key words:ecolinguistics;origination;development;research situation;existing problems